5月28日，央视记者薛晨微博称，自己采访中被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雷言语“威胁”：“你也是生活在北京吧，为这点事不至于，别到时给个人惹麻烦!”对此，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及冯雷本人予以否认，而薛晨称有相关录音。记者调查发现，从2009年10月1日开始，首都机场高速就已实行单向收费，往返只需10元，而两年后，却依然有很多司机每次交20元，收费口并不主动提醒。此事经央视连续报道后，引起广泛社会反响。 (《新京报》5月31日)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双向收费被诟病已久，在民意推动下好不容易实现单向收费，却又玩起“捉迷藏”。不仅收费口“没有口头提醒的义务”，连所谓公示牌也被放置在过了收费站50米左右，而非在进收费站前。在放弃收费利益上，首都机场高速可谓十分舍不得。

　　首都机场高速既已实行单向收费，就该明明白白将这一信息告知公众，并在具体收费过程中加以确认。这里并不存在“义务”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就政府行政法规的规定而言，首都机场高速已不能再行双向收费，哪怕在司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不应该，一旦这样收取了，就属于重复收费、不当得利;从道义上讲，首都机场高速也应该主动提醒司机，而不该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故意误导司机多交冤枉钱。

　　既得利益被拿掉，不情愿是显然的。但这不能成为首都机场高速含糊其辞的理由，也不能成为赚取不义之财的动力，更不能成为迁怒于记者的由头。作为国有企业，首都机场高速就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和担当，即便没有媒体的介入和披露，也该设法改进，积极提醒，既捍卫政令的畅通，也尽量减少过往司机的不当支出。

　　两年来一直“闷头发大财”的首都机场高速，非但不提醒司机，不在适当位置按“人之常情”摆放单向收费的公示牌，反而对记者进行言语“提醒”和“敲打”，其在错误的道路上实在是走得太远了。首都机场高速获利之丰，可能超出公众想象。据央视报道，投资11.65亿元的首都机场高速，一开始是“还贷收费”，收了3年多后，又转为经营性公路，于1997年1月重新批准收费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到收费期满的2026年底，还能收费90亿元。

　　这样“丰厚”的收费，难怪割舍起来异常艰难。只是，“不舍得”并不意味着“不应该”。且不论首都机场高速收费该不该无休止地继续收下去，早已生效的单向收费却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在这一点上，首都机场高速天然负有维护政令严肃性的责任，应不打任何折扣地落实。

　　不仅如此，对于这两年来有意无意多收的通行费，也不能任其自然沉淀、沉没。既然车辆过往都有电脑票据，哪些车辆属于多交、多收，两年来一共多收了多少金额，这些数据想必不难查核明白。该退的退，该交的交。而无论如何处置，一个必须明确的事实是，因为来路并不正当，这些“不义之财”绝不能成为首都机场高速的“利润”。(胡印斌)

　　谁给了高速公司副总威胁央视记者的底气?

  “你也是生活在北京吧，为这点事不至于，别到时给个人惹麻烦!”5月28日，央视记者薛晨微博称，自己采访中被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雷言语“威胁”。此前，该记者曾连续报道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引起社会关注。(5月31日《新京报》)

　　尽管该公司及冯雷本人均对“威胁”一事断然否认，但从文后跟帖看，绝大多数网友却选择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之所以出现这种舆论一边倒，不仅是因为当事人一句轻飘飘的“我也是受过教育的人”太过乏力，也不表明老百姓对国企及其领导潜意识中存在“莫须有”的偏见，关键是此前报道已证明该公司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既然你已经有了污点在先，可信度自然要大打折扣，这应该是判别常识。

　　更何况，这场由冯雷主导的所谓“座谈”，其实始终在刻意营造着一种利于“威胁”的氛围：先是宣称“不接受采访”，只是“私下座谈”，借此将记者的“公务”身份剥离;接着强调“工作是工作，个人是个人”，以此弱化对方头上的“记者”光环;失了“公务”，去了“工作”，记者不就只剩下单薄弱小的“个人”了吗?倘若不是为了最后的“威胁”，此前又何苦如此处心积虑呢?

　　也许有人觉得，既然被曝光已成事实，“威胁”记者也已于事无补，徒然为自己增加一条罪责，公司领导这样做太不明智。这其实是低估了冯副总经理：“威胁”记者绝非仅仅为了泄私愤，而是希望通过恐吓的手段，让记者中止这场“扒粪运动”。因为冯副总经理深信，只要能让记者就此闭嘴，前面的曝光问题根本用不着解释回应，拖上几天，风头一过很快就又风平浪静万事大吉了。

　　这其实已成为该公司屡试不爽的经验“智慧”。翻翻此前的相关报道可知，这次央视曝光的问题并不“新鲜”，关于机场高速收费存废问题，近年来从教授质疑到律师状告，从民间反对到两会提案，甚至08年审计署还专门对其开出了“收费不合理”的定性结论，最终不也都是不了了之吗?就是这位冯副总经理，几年前就已公然宣称“收100年费也行”，足见该公司在这一问题上的自负与狂妄。

　　那么，从“收费百年”到“威胁记者”，谁给了冯副总经理这种敢于无视一切的底气?答案很简单，相关部门利益考量下的默许、纵容乃至回护。对于教授的收支信息公开诉求，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高速公司三家踢皮球;对于民众的收费不合理质疑，市交通委辩解这“有利于缓解交通拥挤”，虽有失公平，但获得了效率;而面对来自审计署的压力，市发改委干脆玩起了太极：“要不要停、什么时间停”，“正在研究”，这一“研究”就是三年多毫无进展......

　　由此看，机场高速公路收费问题虽“千夫所指”，却屹立不倒;公司老总在问题面前，不是去反思自己，而敢于威胁他人，所有这些怪异表现，均来自监管部门的长期豢养。只要这种监管的环境不变，“收费百年”、“威胁记者”之后，冯副总经理恐怕还要继续。（郭兵）

　  “堂堂国企”的霸气从何而来?

　　“你也是生活在北京吧，为这点事不至于，别到时给个人惹麻烦!”中央电视台记者薛晨近日在微博上称，自己在采访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首发公司)时，遭遇该公司副总经理冯雷的言语威胁。对此，首发公司党群工作部人员予以否认，并称：“一个国有企业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吗?”冯雷本人也坚称没有说过这番话。(5月31日《新京报》)

　　冯雷是否威胁过薛晨，一时难以判断，而中国公路收费乱象纷呈，却是实实在在的，其中有两个典型，一个是位于广东的广深高速[4.99 -0.80% 股吧]，一个是位于北京的首都机场高速。前者因收费时限长达50年而声名大噪，后者则因暴利滚滚而闻名于世。首都机场高速总投资11.65亿元，收费3年多后，其性质从政府收贷公路转变为经营性公路，于1997年1月重新批准收费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到收费期满估计还能收费90亿元。

　　这些是媒体早就曝光过的老问题，此次央视曝光的新问题是：首都机场高速自2009年10月1日起实行单向收费，往返只需交10元高速费，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司机双向交费20元，收费人员不提醒司机，并称他们没有口头提醒的义务。收费站附近确实立有公示牌，但牌子位于过了收费站50米左右，而不是立于进收费站之前。

　　瞧瞧，这就是一家堂堂国有企业的所作所为，司机多交了钱，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偷偷摸摸笑纳之。如此作为，有辱“堂堂国有企业”之名!在这样一家国有企业，即使发生威胁记者的事情，也不足为怪。央视主持人张泉灵说得好：“是的，我有家人，住在北京，所以才不希望北京只属于少数想和谐就和谐、想威胁就威胁的东南西北天霸们。”

　　我国某些公路收费乱象，确实让人看不懂。有些公路以“招商修路”方式修建，有些是地方政府以“贷款修路”方式修建，然后有了“收费还贷”的理由。实际上，车主需要交这税那费，那是应该的，只是这些税费是否都用于修建免费公路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的是燃油税改革后，二级公路是应该取消收费的，现在有多少地方能做到呢?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收费足够偿还贷款后，这条公路总该变为免费公路吧?但是没有，要么贷款似乎永远还不完，收费去向不明，要么偿还贷款后转为经营性公路继续收费，修建公路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公路犹如山大王把守的“私路”，成了阻塞物流、助推物价、阻碍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

　　即使威胁记者与否一时无法查证，但首都机场高速收费时限违反国家规定是事实，乱收费也是事实，被央视曝光后他们盛气凌人地“约谈”记者也是事实——首发公司的霸气从何而来?看看其“身世”就知道：该公司由北京市交通委于1999年9月组建，把持着数百公里高速公路的收费权，并担负着规划中的数百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任务。显然，如果说高速公路是首发公司的“提款机”，那么首发公司就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怎能不牛气冲天?以至于2008年2月国家审计署曝光首都机场高速收费问题后，首发公司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扬言还要再收100年。如此，央视曝光在他们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中国公路收费乱象的根源在哪里?首都机场高速就是一只值得好好解剖的“麻雀”。这条高速路连接北京市区和首都机场，外地人、外国人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要通过这条高速路，它是首都北京的一个形象窗口。北京是一个好面子的城市，连所谓的“低端劳动人口”都无法容忍，不知何以能够容忍一个形象窗口长期问题重重? 　(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