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自己悲催的初中生活上占用太多篇幅，可是这回忆一旦扯开它絮絮叨叨的话匣子，是很难收住的。

初中的一年半的时间不可否认是我成长过程中一个巨幅的震荡，那是一个不可攀爬的谷底，误会与被误会，歧视与被歧视，是每天为之苦恼的根源。那时候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是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的，没有理想，没有追求，过完一天就是一天。可是新西兰成熟便利的教育制度，倒没有给我增加额外的压力，这里的升学没有考核制度，只按照在校区居住的领域分配名额，所以身处在我爸爸特意挑选的校区内的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换了校服，成了Macleans College的高中生。

在这里有一个美语与英语的叫法上的差别，在美国，大学才被称为College，而在新西兰，按照英式的传统大学被称为University，College反而和美国的High School成了高中的名词。所以以前和美国的朋友交流起自己的教育程度时，说自己16岁了，在读College，都会让他们惊讶一下，进而才想起在名词使用上英美有个这样不大不小的差别。

Macleans College，在中文名字上我很难给她找到一个优美又恰当的翻译了，而且她的名字还和当地一款牙膏的品牌犯冲，每次穿校服去超市经过那排明晃晃的Macleans牙膏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广告中的和海狸什么的比牙白的全国牙防组。姑且，称她为麦克林斯高中吧，好生硬的名字，好像夹生饭。

我爱麦克林斯高中，有我爱她的理由，相反，当我恨她的时候，理由也同样的明确和强烈。

在高中五年，我经历了一个浮躁和惶恐的情绪沉淀的过程，也逐渐找到了可以去证明自己的自我价值，直到最后一年，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学习，还是学校生活，都有了个井喷式的突破。但是与此同时，我在这所高中里也支付了无数成长在异乡的代价，也有过比初中更甚的愤怒和委屈，同时很多错过的就没有机会重新补救，只能把遗憾留到以后的青春。

很多人都想听我作为早年漂流异乡的过来人说点什么。那在这里我要比较官方，不过非常严肃正式地说上一句我认为最有用的话：“如果你爱一个在异乡的孩子，希望他能尽早摆脱陌生和距离带来的孤僻和阴霾，那么，一定要学会去鼓励他，去帮助他寻找可以闪光的自我价值。”啊，打官腔好累，先缓一下。

我个人认为，在外国读书学习生活，找到正确的自我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有用，不一定是对整个社会，可以针对某个特殊的群体特殊的人，这一点，是能够区别冲破磨合期黑暗的一飞冲天和发射失败导致的无限沉沦，至关重要的助燃剂。

在初中，其实我在忙着靠笔耕去描写我的愤怒和仇恨的时候，我也时刻都不忘寻找自我价值。我曾经试图将我写的中文作品，诗词，散文什么的，推荐给后来中文基础更好的孩子们去看，只是可惜中文语言基础够，但是文学素养未必能够产生共鸣。而打破自卑和自我否的破冰事件，说出来幼稚得让你们发笑，那是我和一个日本同学，在家政课上学做饭的时候比赛吃芥末，最后我吃完了一整管那辣兮兮的绿色膏泥，以胃疼数天做为代价，取得了在新西兰获得的“第一个胜利。”自己都无法抑制想揍当年自己一顿的冲动，因为当时为了这次小小的突破，我不知道兴奋了多久，基本上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保持着面带桃花一点红的过分满足。

而在这之后，更多的可以让自己自信起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因为有了一点点信心做基础。比如数学课，亦或者可以叫做口算课，在Kiwi同学咬手的时候，我已经将100道加减乘除的数学题做完了，而且力求满分过关，这时候就可以享受一下全班难得把我算在内的掌声。

当然，和我同为华人的几位同学，他们早就去高级数学班研究三角函数去了，因为英文差看不懂题目和讲义，我变成了班里唯一的一个还在做口算的亚洲学生。所以，我的这份振奋是有一定的选择性失明。

此时就更念想着Miss Thomson的好了。当时我们每堂课都有个作业本，阅读课写作课文学课什么什么，别人的本子里都记得密密麻麻的是老师的讲义啊，课文中心思想啊，读后感啊，一首十四行诗啊，而我自然做不到了。所以，我就带着画笔，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在本子上画画，如果看到要学的诗是关于精灵的，我就会画个在花丛里喝露水的花瓣妖精，然后把这首诗工整地抄在旁边。虽然没有按照老师要求写出类似像读后感，文学修饰分析这样的回答，无法做为作业上交，但是Miss Thomson还是会夸奖我很有想象力，她的话和那种默许着带有鼓励的眼神，让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个废物了。别笑，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是这么怀疑过自己的。

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课堂上都会定期安排学生做不同题目的Project，这种Project就是调查报告，学生要通过自己于图书馆和网络上搜索到的资料，以及自行完成的试验来写出一份报告。初来乍到便与Seth的小组一起做了一份调查报告，题目是关于雨这种自然现象的产生和研究，当然那时候我能贡献的也只是制作雨滴状的展板和粘贴图片。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必须要独立完成一个关于动物的调查报告。在不太会擅长使用网络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里一本书一本书地翻找，我自拟的题目是王企鹅，比帝企鹅小一号的南极洲常住居民。因为家里没有打印机，我就从废旧的书籍和国家地理杂质上找到王企鹅的照片，剪下来粘贴在最后的小册子里。这本纯手工制作的调查报告里讲解了与王企鹅相关的知识，文字是手写的，图表是用彩色笔画的，我记得我这份作业是班上唯一的一份手工作品，其他同学的都是电脑制作的，还有制作成幻灯片的。老师看了我画的企鹅忍不住哑然失笑，但是在她读完整册调查报告之后，她批了一个很高的分数给我，并对说我，她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我独立完成这样一份有质量的作业，她为我的积极和努力感到欣喜。

很甜的一抹蜜糖，想必高尔基在童年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了无数这样品尝蜜糖的机会，才能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仍然积极地向往光明的梦想。

而在那个自我成就贫乏的年代，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喜不自胜的经历实在太少，少到我几乎可以牢记每一个闪光的时刻。在这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百科知识竞赛，学校分发了一张写满不同领域，包括体育，理化，历史和人文的百科知识的目录给我们，然后从中随机抽取一部分做为竞赛的题目。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固定在班级里集体背诵这些百科。一次，因为走神分心，老师忍不住把躲在角落里的我抽出来答题。

她问：“Tell me, who painted Mona Lisa?”

谁是绘制蒙娜丽莎的作者？这样的问题或者大部分与它类似的问题，如果是中文竞赛，我十分自信我可以名列前茅，这绝不是吹牛，看各类百科全书名著典籍是我在国内时最大的爱好。但是，那是在一个我的英语，读，听，说，写的水平都十分贫弱的阶段。我从来不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也很少与别人交流，大家自然会从英语差联想到我个人学识的浅薄上去。

于是全班同学齐刷刷地把眼神聚焦到了我身上。

我顿了顿，用很坚定，但是带些颤音的回答说：“Leonardo Da Vinci?”不用怀疑，我当时说的肯定不是准确的发音，我应该用的是中式英语，大概就是把“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个名字用快速含糊听起来好像英语发音一样说出来的吧。

于是全班同学都“哇哦”了一声，坐在前排的台湾女孩Amy还特意回头补充了一句：“你怎么知道？”在大家的惊叹里，也许有一定的“见鬼了”的成分，但是这绝对是极少数的，从那些平时与我互相交流鄙视眼神的Kiwi同学的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认同和佩服。他们不喜欢，并不是因为我的种族我的肤色我的口音，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同班同学，我们之前缺乏起码的了解和沟通。
在新西兰的学校里，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种族歧视，一切的歧视的起源都是误解和无知。这个责任不能由新西兰本国人来承担，作为外来者，也许我们也曾经有意或恶意地忽视了对方好奇和想要了解我们的欲望，尽管这些好奇大多数可能是通过恶作剧作为序曲的。

也许是因为这样，他们之前真的把我当成一无所知的白痴了。

也许是因为这样，我开始觉得，可能真的要怪自己，鲜有主动用友善，豁达和谦虚的态度与他们交流彼此所知道的事情了。

不过我所知道的是，在这一天之后，我每天回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仔细攻读学校发的考试范围，用心地把所有我不会的生词都学会，可以朗读拼写。那张纸被我揉得破破烂烂的，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释和汉字解释，怕是会吓到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

在最后的知识竞赛中，我拿到了一个中等的分数，因为一些答案我虽然知道，但把英语单词给拼错了。这样的分数自然是没有办法拿到名次和奖项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至少让我明白，我和别人的差距仅仅是语言上的，抛开语言问题，我不见得比他们差。在初中生涯在索然无味中接近尾声的时候，新的希望和期待就将在高中生活中生根发芽。

而在高中，也发生了类似影响我心态和信心的事件。

在高中的头两年，所有的学生都要上一些必修课，比如思想课，当然这个思想课和国内学好人好事的思想教育课不同，它是纯教思维方式的，当然我觉得学完了以后，我本来就不甚清晰的思想更加雪花满屏了。还有就是社会研究课，Social Studies，这门课教新西兰社会和人文文化，纳粹德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东南亚的二十年经济发展云云，起初学新西兰历史和社会的时候，因为那些拗口的毛利名词实在记不住，我考了很惨淡的分数。但是后来，我们开始学习中国社会这一大章节的时候，我的学习热情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西方，大部分民众对中国缺乏详细的了解，甚至是主观性过分得可怕的一知半解，其实这个真的不能怪他们。比如在新西兰，除了高中这一学期的十几堂课教了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很多人在这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管辖内的民族是怎么回事了。说实话，Social Studies上所教授的知识是非常详细深入的，比如我们要学抗日战争后的国共两党的关系，学习蒋介石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理念，学习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变迁和发展，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大跃进——可是这些复杂的历史课题，恐怕没有个切身体会和数年的阅读思考，是没有办法真正掌握理解的，更何况在我们高二的时候，大家都还是飞鹰走马嬉笑于操场游戏之间的十几岁的毛孩子，哪有那份学术精神能够真正去吸收老师在课堂上苦口婆心的Blah Blah Blah。

我们的Social Studies的老师是Mr. Martin，是一个大鼻子身材高大的Kiwi男子，曾经在日本和韩国都居住过，因此他觉得离中国很近的几年生活让自己变成了中国通，当然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师，讲的知识也都很客观很透彻，不过在他课上大家都一副好死赖活的表情，他也只好无奈地经常和我们开很冷的玩笑。我是少数几个愿意认真听他讲课，并经常向他提出各种奇怪的问题的学生，往往课上到最后，就变成了我跟他两个人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其他的同学趁机偷懒，摸鱼溜号。

因为自己的兴趣和对祖国的感情，让我对他所讲的一切表示出了非常旺盛的热情，而他也乐于与我辩论，因为难得有学生对他的课保持着这般高涨的积极态度。所以，回家我就仔细读教材，翻书找资料，以便在下堂课上能够保证和他交锋口水的时候不会落于下风。

不管我和他那些争执和诡辩，我只记得学期末的结果，我的Social Studies考了一个87分，在我的成绩单上，这是一个A的分数，在其他同学都还迷瞪着眼睛在地图上分不出哪个是香港哪个是上海，平均分都在60上下的时候，我在这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学科上，至少证明了自己。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台湾男生，他也不过比我多考了5分。在我跟他说完我的分数的时候，他首先表示难以置信，直到他抢去我的成绩单亲眼所见之后，才知道我没有胡说。

当时他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这种理解可能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但是，也许他在那一刻真的对之前那个大家眼中“不学无术”的我有了新的认识。

总之，这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就是了。

Social Studies这一门课的成功，就为后来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一个伏笔。其实人生中很多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在当下可能不会太多的影响，不过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脚步，每一件事情，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写着我们的未来。

后来Mr. Martin头脑发热，立志报名参军跟着新西兰的维和部队去伊拉克推广人道主义，当然在军队里，他扛了几个月的仿真枪之后就被刷了回来继续教书，一度成为班上最可乐的笑谈。除了他之外，高中时期还有两位老师，于我来说，便是那相马的伯乐，凿玉的卞和。第一位是Mrs. Shepherd，我高中最后一年教我英文文学的老师，胖胖的，眼睛很大时常闪烁着快乐的广袤，造型像极卡通里慈祥的哈巴狗奶奶。就英语来说，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已经渐入佳境，先是拿了一份ESOL全校的学年成绩大奖，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二等英语班毕业，所以我终于可以走进正常的英文班接受英语教育了。

英文文学，就像国内的语文一样，根本不学语法单词，句子结构什么的，我们在国内学的那些英文都是死的，我们用来注音的那种音标，连Kiwi他们自己都看不懂。如国内学鲁迅学朱自清学郭沫若学冰心老舍巴金矛盾，我们也学莎士比亚的剧本，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现代舞台剧，约翰.济慈的十四行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

那一年，那些英文文学课，是我最难忘的回忆，比我的化学和物理考了A+更令我骄傲自豪。

我在课上学到了莎翁的名作《裘里斯.凯撒》，美国同性恋天才威廉姆斯的《玻璃动物园》，济慈那些如他脆弱但华丽的生命一般动人的诗，曼斯菲尔德这位被徐志摩亲切称为“曼殊菲儿”的女作家那些细致如铃虫低鸣的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Mrs. Shepherd无时无刻都在鼓励着我，和班上所有的同学，她讲课的时候充满了激情，转身回到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就像一颗飞速旋转的陀螺，她的生命很尖锐，但是也很高亢，绝对不会让你有被催眠的错觉。

一次课堂上，我对济慈的《再见埃尔金大理石雕》这首诗的结尾有了和她不一样的见解。她说，诗人所提到的“一爿庞然巨物投射下的阴影”，代表了济慈对死亡的悲观恐惧。我举手发言，认为其实不然，结合之前的句子，这应该是济慈摆脱心内阴暗的纠结的象征，应该是充满释放和轻松的一句话，因前面诗中说了，他“乘风驾船”，在“阳光下，有庞然大物的影子”，这影子分明已经是来自他身后逐渐远去的大山映射出来的，而这座大山就是在开头时他无比纠结无法攀越的那座可以压碎脆弱灵魂的死亡象征，他孤帆远去，恰恰是不在拘泥和跋涉在那座死山的迷局之中。

Mrs. Shepherd一直在我发言的时候安静地聆听，我的英语表达水平还是有限，但是她听到最后眼睛里散发出了欣然的光彩。为了让全班同学更好地理解我蹩脚的解释，我主动跑到课堂前，在黑板上画图解析我刚才的说法。然后Mrs. Shepherd就好像提前领导了圣诞节的礼物一样，带头和全班同学一起为我鼓掌。

从此以后，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和她所传授的课程，用心地嚼碎品味作品的各中滋味，兴奋地和大家一起排演凯撒大帝在罗马的剧本，在下课后赖在教室里不走，尽量多从她那里分些小灶和偏爱。
最后，CIE剑桥全球高等教育课程，英文文学的考试结果出炉了，我的分数是96分，只差4分就满分了，而且这个分数足以挤进世界前一百名。这是来自遥远的英国的教育制度给予我的努力的最高肯定，对我的意义不亚于女王为我授勋。

在Mrs. Shepherd班上的三十多个孩子里，其中19人拿到了A以上的分数，这其中就包括拿到了A+的我。所有的孩子们都感谢她，而她却发了一封邮件给我们所有人，信中说，她为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她永远爱我们。这是在那个学期收到她无数封讲义和资料的邮件之后的最后一封来自她的信件。

我只想说，其实老师，我们也爱您。只不过我要表现地酷一点，那个“Love”终于没有说出口，只是藏在了心里。直到我后来与Gavin有了更深入的接触，这种感恩之心则有了更完整的诠释。

Gavin Jolliffe，来自津巴布韦的老男人，40多岁，未婚。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法国贵族的后裔。平时最大的兴趣爱好是每个星期四去酒吧里参加类似开心辞典的知识竞赛，为的不是获奖，而是去喝提供给参赛选手的免费酒。他在奥克兰理工大学教法律，也曾在华人创办的补习学校里补课英文文学，考取了律师证，却因为偷懒而从来没有开始他的律师生涯。

我与他的相识就是在他负责的补课班里，恰好我那时正对英文文学充满高涨饱满的学习热忱，就义无反顾地钻进他的教室里了。他是个语言风趣，态度和蔼，知识渊博的老师，说话声音夸张且充满了表现力。他从来不会给我们准备什么考试范围，论文范文之类的劳什子，就带着我们一页一页地读，一首诗一首诗地分析。他更愿意听我们夸夸其谈各自不靠谱的弘论，然后善良并狡黠地挑出我们不够完善的需要补充的错处。

和Gavin一起读书，真的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我们从来不叫他先生或老师，他固执地让我们喊他Gavin，他老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就好像我们从来不曾觉得他衰老一样。课堂讨论之余，他接了Mr. Martin的班开始和我海阔天空纵观风云历史，在中国社会的矛盾的辩论上我们有着比社会矛盾还要尖锐的分歧，争辩时彼此握紧拳头互相喝斥，仿佛都成了身披重铠的角斗士那般针尖对麦芒，甚至会在上课开始之后，意犹未尽，互相做着鬼脸。

Mrs. Shepherd毕竟还要兼顾三十多个孩子，可是在Gavin只有几个学生的小班上，我能够在他的下颌和口水的覆盖下最近距离地感受到他的关爱和教诲。我那个曾经拿来炫耀个不停的96分，里面不知道包含了多少他的帮助和热情。

本以为高中毕业之后，我和Gavin交流的机会就少了。谁知因为法学院巨大的压力，我竟然第一时间想起了这位忘年老友。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成了我个人的辅导老师，这次我们抛开莎翁情史，开始专攻新西兰的法律系统。而授课地点就在他的公寓里，我每天下午坐巴士到他家上课，晚上他开车送我回到学校。

他似乎就像是意大利作家菲尔南坦.玛乔基笔下的那位爱学生如己出的教员先生。

因为他的帮助，我在法学院第一年的两门课都考出了非常令自己满意的高分。而这时候因为私人交流的增加，我们的感情也在升华，我愿意将自己心中成长的烦恼倾诉给他聆听。在我失恋的时候，他二话不说，从冰箱里拿出陈酿的老酒，和我像男人一般干了一杯。我在他面前从来不曾落泪，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心中有什么苦恼，这个活宝般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一定会像野比大雄的多啦A梦那般，用神奇的法宝帮我解决。

一学期的补课时光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我如你期望般长大了，身边像你一样如兄如父提携我的长辈越来越少了，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抗。但是我多想再回到你的班上，Gavin。

Gavin，晚安，教员先生。

我对文学的爱好，是来自命运眷顾我所赐予我的四位老师对我的塑造。其中一位是文中提过的辛老师，还有一位是在小学补课班上教我语文的张老师。他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很遗憾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孙女和我同班，名叫张冰莹，这个小姑娘一开始是我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因为在自己学校已经自觉语文不错的我，在她面前似乎就有如回到了解放前一般。她的优秀，大概与她的爷爷分不开吧，而这位张老师，在他无心插柳之间，就塑造了我对文学无比热爱的感情，也间接地让我偏科严重，哈哈。他一直鼓励我去读古诗，读名著，先是满江红，再到长恨歌，我都因为他的支持而倒背如流，我的作文也不再充满捏造的好人好事和幼稚的感风弄月，他说他喜欢看我的作文，往往把作业本还给我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工整的，鲜红的“优”。

现在这位张老师不知道身体是否还硬朗康健，很希望能够亲自登门拜谢师恩。辛老师还在我的小学任教。Mrs. Shepherd还在高中继续着她充满乐趣的英文文学课。Gavin这位半人半仙看破红尘的高人，不知道又躲到哪间小酒吧去逍遥快活看淡婚姻爱情和人生去了。

树人插柳之恩，我不能忘。

也许正是因为高中遇到的这些名师益友，我的人生终于能够在大学前顺利地走上正确的轨道。在高中初期我也一度是学校的问题少年，那时候身边的华人同学给我的外号是“东北打架王”，这是一个多么囧人而且让我不好意思的外号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摆了。其实我并不是爱打寻衅的小混混，我动手都是为了自保。比如最严重的那次，是班上几个Kiwi小混混向我借钱。借钱，是Kiwi同学最喜欢使用的一种欺负中国学生的方式，这个借字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明抢赖混，根本不会还的，当然他们胃口也不大，都是一块两块的意思意思。换做别的同学，最多是无视这些调戏辩称没钱就好了，可是就高中初期的我来说，因为心态还没有完全恢复平和，经常恨不得把天扒下来按在地上用裤腰带狠狠地抽上八百来回。

所以这几个小混混算是找错了欺负的对象，在我大声呵斥他们说“老子不借”之后，他们四个人把我围在中间，又推又搡，害得我的眼镜掉在了地上。我怒极，也不废话，也看不清楚，照领头的那个叫Hayden的男生的面门就是一记直拳点炮，当时他向后一仰，空中就开了一株血树，两个鼻孔喷出来的血煞是吓人。然后四个人二话不说，把我按在地上就是一顿踹。我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是没看过灌篮高手的，就学着宫城良田，尽可能地在挨物理攻击的打的同时，给Hayden这小子的HP造成更多的伤害。你小子第一年做化学实验和我一组的时候，都是我帮你丫写的报告呢！

在我们小规模的斗殴被学校的级长们面带微笑地围观了一会儿之后，副校长Figgins女士惊叫着过来制止了我们。

事件的后续发展就比较严重了，经医生鉴定，Hayden的鼻梁骨变我的重拳打成了粉碎性骨折，要在医院里包扎哼哼个几星期。当然，我的定位很明确，是学校常见的欺压事件中的受害者。可是Kiwi是个讲公平讲得让你觉得不近人情的民族，在他们看来，被欺负就应该报告给老师，哪怕是被殴打也一样，还手就等同于犯错，何况我所做的在他们看来还是主动出击直捣黄龙的恶劣行为。

因此，惩罚是一定要的，校长亲自下令，禁闭我一周，这是校规里第二严重的处罚了，仅次于开除，就好像死缓于死刑一样。所谓的禁闭，就是不可以来学校上课，不可以离开家，在家长监护提供证明的情况下老实地在家里反省。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个处罚等于是给学生放大假，在家里不能出去反而成全了猴子去称大王。

可是罚归罚，老师们不是不讲道理的，他们还是很心疼我的遭遇，于是法外开恩允许我在学校里禁闭，因为时下临近考试，他们担心放我一周大假，会影响我复习的进度。这样，我就在校长办公室里的一个小窗户下，摊开书桌上的书本苦读复习，只是课间都不可以出去，直到放学才能离开。Mrs. Figgins也很照顾我，还买了糕点给我当下午茶。同学们会凑到小窗户外面探望我，并对我之前的行为表示称赞，因为Hayden之前也没少欺负他们，一时间我倒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警恶惩奸的人民英雄。

而在那一周里，因为没有了旁顾，学习效率反而在那扇小窗子下迅速提高，那一周的复习可为我最后的年终考试帮了大忙。至于跟我打架的那个小混混，从医院里出来就沉默了很多，尽量不敢和我有眼神交流，直至后来因为逃学一个月，被学校处以极刑给开除了。

除了这些不太光彩的打架，高中的生活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学校里像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般分成了不同的学院，当然比哈利波特他们的学员数量多了一倍，共有八个，分别用新西兰历史上杰出的名人命名。Mansfield学院，就是以新西兰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曼斯菲尔德的名字命名的，吉祥物是一只卡通狗；Rutherford学院，吉祥物是头粉红色的大象，纪念对象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双料奖项的获得者卢瑟福博士；Kupe学院，吉祥物是Kiwi鸟，他是传说中第一位踏足新西兰的毛利探险家；Te Kanawa学院，吉祥物是一头蓝色的毛利神龙，她是新西兰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也是中新两国友谊的重要见证人，曾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前往北京演唱过；Hillary学院，吉祥物是喜马拉雅山雪人，他是世界上首位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Snell学院，吉祥物是一头黑豹，他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届比赛中获得四枚金牌的田径运动员；Upham学院，吉祥物是狮子，Upham本人是新西兰历史上参与过世界大战并表现英勇的将军。

而我所在的学院叫Batten，是为了纪念著名的新西兰女飞行员，首位从大不列颠岛跨越太平洋飞回新西兰本土的英雄。我们学院的纪念物令人发笑，是只叫做Buzzy Bee的圆圆滚滚的卡通蜜蜂形象，而且我们运动服的颜色是银白色，在电脑上可能很耀眼，可是在衣服上就灰白兮兮的有种掉色的感觉。

每个学院也如葛莱芬多和斯莱特林那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像Snell学院，经常在运动会上名列前茅，而Mansfield学院培养的都是偏文科更感性的文艺青年，Te Kanawa学院负责管理学校的男子合唱团。后来新建的Upham学院因为专门挖角各学院的优秀学生而因此一家独大，成了其他七所学院联合对抗的霸权主义角色。我们Batten学院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中等偏山，属于红外围，但是我们一直都很团结，很顽强，属于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的搅局者，在各种不同的学院间的竞争中，我们通常会给领头的几所学院造成不小的压力。

与Macleans高中结下的难得的感情，不如说是与Batten学院的感情。学校似乎有意在加强学员间的竞争，为此设置了很多脑残的校规——比如午餐时间，只允许在自己所属的学院范围内就餐，不许乱跑，抓到就重罚。这个对我们还好，只是害苦了喜欢扎堆的韩国学生，因此他们往往是老师中午重点关照的对象。

每年伊始，新入学的学生就会跟着各自的学院来一次field trip，类似国内的军训，但是野营的娱乐性质更多一些。当时我们Batten学院的小鬼们就坐着大客车，来到奥克兰市郊的一处营地度过了三天的集体生活。那片营地有个人工湖，水很浑浊，湖泥也臭烘烘的，但是无法影响我们打水滑梯，于水面摇撸赛舟的热情。营地旁还有片小树林，最是月黑风高讲鬼故事的好地方，我们半夜要到里面进行胆量训练。悄悄配备了精良的手电筒的我所在的小组，只得尴尬地看着一群大叔大妈级别的老师，充满热情地画花了脸蛋，躲在树后面用肥皂泡吓唬我们。除此之外，我们都汇聚在操场中央，跟着高年级的级长们做一些很白痴很哄小孩的活动，我差点就教他们丢手绢了。

晚上我们就睡在营房里，蜷缩进各自的睡袋躺在上下铺上，经常有人因为半夜不睡觉恶作剧被执勤的老师抓到，然后罚他们黑灯瞎火地跑折返跑，摔一身泥是夜里的常事儿。食品供应是最纠结的，吃的永远不够，大家各自又不允许带零嘴，所以从后厨抢饭成了偷偷进行的地下工作，这么描写，自己都有点觉得像当年的斯巴达军营。

因此学院的荣誉就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我在学习和体育中也没少给学校争光，当年的男子双人羽毛球比赛，我还给学员争得回一座第二名的奖杯呢。高中第二年，在为Buzzy Bee重新设计形象的绘画比赛中，我的作品也得到了十分的满分，是当年唯一的两个满分设计。到了最后一年，我还有幸成为了学院的级长，像居委会老大娘一样协助老师维持学院卫生和纪律，就差戴红袖章了。

实际上，就像在高中和学院里五年的生活一样，吃苦受累是平时舒服惯了把一点点委屈夸张说出来吓唬人听得，快乐还是基本的主线。虽然你要知道，学校为了保证自己在公立高中评比中的领先地位，确实对学生有不少残酷的压迫，比如连校长自己都觉得愚蠢的“一米法则”。该校规要求，学校里异性之间应该始终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以免在学校过分的亲密接触。

……一米啊，哪有这种事。你们把女学生的裙子与膝盖的距离精确到厘米以保证她们不会故意穿超短裙，已经害得学校里暮气沉沉没有春风了，知不知道。

当然，没有哪位老师真正敢于执行这条脑残法则的，这条不知道由哪个婚姻失败由此衍生出对异性充满哀怨的高层人员制定的校规，反倒成了我们男生和女老师作对的法宝。“你别过来，一米法则，一米啊！”然后因小打小闹的恶作剧被抓到的我们就趁机跑掉了。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在本段开头的时候我曾提过，我对我的高中还有不少恨，现在看看自己的文字，回想当年自己想尽办法恶作剧并频繁地得到老师的原谅的时候，我还哪儿有半点恨意呢？庆幸自己忘记了那些象征着小心眼儿的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