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蘑菇云缘何升腾罗布泊

这是一个尘封了四十年之久的秘密，这是一段为世人所共知而不曾公开的历史。
从“两弹一星”到神五，再到即将发射升空的神七，一代代共和国的英雄们奉献为国，扬国威，振军威，为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很小的时候来到新疆，生活在博斯腾湖湖畔，那时就听说在不远的地方有核试验基地。心中充满了神往。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踏上了这块神秘的土地，在基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事刘友军、梁建中开始了难忘的马兰之旅，并策划和推出了特稿《揭秘中国第一爆》。我们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四十周年，并献给为中国国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马兰人。

蘑菇云缘何升腾罗布泊

马兰、酒泉。
两地相隔数千里，一个默默无闻，一个声名显赫……
近半个世纪，它们却因为同一个时间而联系在了一起，也因为它们见证的事件记载了中国风雨前行的两个非凡时代……

贺电牵连半世辉煌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每一个华人都将胜利的祝福、民族的骄傲和对国防科技精英的无限崇敬投向了中国的航天城——酒泉。一封鲜为人知的贺电划破长空，并将一段尘封的历史巧妙地串到了一起：
“如果说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人的腰杆子硬起来了，那么，这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就标志着中国更加强大起来了。”
在３９年的时光隧道里，中国不约而同地将１０月１６日作为这两次“惊天动地”之作的良辰吉日，这究竟是历史巧合还是一种纪念？
从酒泉航天城回溯这道神秘的电波，飞越贺兰山，穿过天山，直抵罗布泊边缘的原子城——马兰，一个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这封贺电揭开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双子星座——酒泉与马兰的半世姻缘：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核试验基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酒泉也作出了巨大贡献。１９６７年，中国第一颗核导弹从酒泉发射，在马兰命中目标；更让世人鲜知的是，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１９９２年曾在空军马兰场站驻训……凡此种种渊源，揭开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近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
然而，鲜花与荣誉装点着酒泉，寂寞与奉献却长伴马兰。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７日，我们一行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马兰——铸造中国核盾的圣地——去探秘中国第一爆……

“心连心”憾别罗布泊

从库尔勒出发西行，汽车颠簸在便道上，旁边正在建高速公路，不时可见庞大的筑路机组和忙碌的工人。安详的村庄不时从窗外掠过，冬日午后的暖阳让人感到惬意。
然而，纷乱的思绪把记者带入了充满神秘、孕育伟大的那个时代与那片土地，一串串问号也在大脑中纠缠不休。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的中国，人民经受着３年自然灾害的煎熬，连饭都吃不饱，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搞原子弹？
在“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腹地，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奇迹，然而，成千上万的最顽强的军人、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和最原始的劳动力却能蜇伏在大漠４０多年，悄无声息，只有当他们创造的一个个震天撼地的成就，通过电波、新闻让全国上下欢呼之余，人们发出惊叹：这原子弹、氢弹咋就突然上天了呢？
这是一个隐藏了４０多年的秘密。当现在人们可以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神舟”五号上天的每一刻，可以同步看到杨利伟在飞船的一切举动，新闻媒体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神五”研制的台前幕后全景播报时，人们更迫切地想了解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研制原子弹的秘密?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当日，马兰，我们揭开了此行第一章。
在基地同志的陪同下，我们进入了中国核试验场区——也就是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地方。

据陪同同志讲，至今这里１０．２万平方公里的沙漠腹地仍是国家重点军事禁区，即使是中央“心连心”艺术团来基地慰问演出，《横空出世》剧组人员来基地体验生活，都没能踏进试验场区半步。我们能进入试验场区采访深感荣幸。

“蘑菇云”最初选定敦煌

汽车行驶在茫茫沙海中，一条笔直的柏油路通向天际，除了道路两边连绵的秃山和山顶上零星的白雪，再没有什么可以进入视野。
当初咋就选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搞原子弹试验呢？
基地同志介绍说，找这样的核试验场区，可是费了一番周折。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反应，在瞬间放出巨大能量，具有强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和核电磁脉冲等多种大规模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
所以，为便于测试和做效应试验，核试验场所必须选择地形平坦、范围广阔且远离城镇，资源和经济开发价值小的荒漠地带，而中国的罗布泊最适合搞核试验。
其实，１９５８年中央决定搞原子弹时，最初考虑的原子弹试验场址在敦煌。为了保密，按中央安排，１９５８年８月３日，由商丘步校的２０多名共产党员组成的先遣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商丘，分段买火车票到了酒泉。
除了领队乔广林，谁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他们到达敦煌设营。随后，商丘步校副校长张志善带着步校１００多名官兵赶到，在敦煌组成了１０００多人的勘察大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勘测，发现这个试验场只能进行２万吨级ＴＮＴ当量的原子弹试验。
而美国已经试验了１５００万吨ＴＮＴ当量的氢弹了；而且试验场距千佛洞太近，一旦试验，宝窟肯定会受到影响。勘察大队只能继续西进，１２月初进入了罗布泊。
在罗布泊地区，这一片戈壁滩地形平坦开阔，方圆３００公里没有人烟，在这儿进行核试验，条件得天独厚。
１９５９年春天，大戈壁的水沟旁几丛马兰花开了，张蕴钰将军就将基地命名为“马兰”。
 

之二：美国核棒催生中国核盾

起伏的山峦光秃秃的，看久了也累了，尽管这就是那个蘑菇云升起的地方，可除了荒凉、单调、孤寂……似乎遥无尽头的行程让人恹恹欲睡。

神奇的伟人山

突然，基地陪同同志的一句话激活了寂寞的旅途。
“看，那座山像什么？”陪同同志笑着问，行进的汽车嘎然而止。
太阳刚从峰上跃起，在阳光映衬下，山就成了天地间的一幅剪影。“爆心？爆心到了吗？”我脱口追问。
“你们好好看看，那座山像不像一个人，一个伟人？”
我们再细看，突然惊喜地发现，那山分明是一座躺着的毛泽东塑像。那气势如流的头发，充满智慧的前额，高高隆起的鼻梁和坚毅的嘴唇以及下巴、胸膛无不栩栩如生！太像了，越看越像！

（非常遗憾的是在我的图片库里马兰伟人山的照片无法显示，无奈之下选取了一张比较相近的资料图片）

陪同同志说：“那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３座相邻的山。我们长年生活在试验场区的士兵们，没事了就看看山，慢慢地就看出一些联想、一些新意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是谁，就给那山取了个名字——伟人山！毛泽东卧像的消息在基地传开了。
事实上，毛泽东生前从未到过核试验基地，在他逝世多年后，试验场区的官兵们却觉得天天能看到他老人家的容貌。
其实山还是山，只是山静静地在那里坦然面对着历史，面对着天空，这山已成了一种昭示，一个象征——中国核盾的缔造者。

能装核弹头的榴炮运抵金门

“如果不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高瞻远瞩，坚决果断地动员全国的力量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中国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和平盛世了。”站在伟人山下，陪同同志的一声感慨把我们带入了那个笼罩在核阴影下的年代——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０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爆炸成功，８月６日和７日，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就成了美国核武器实战的牺牲品，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让数十万生灵涂炭，两座城市化为废墟。
国际上一场核军备竞赛由此拉开了序幕：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３日，英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美国进行了第一颗氢弹试验；
仅这一年，美国就进行了６６次核试验，１０月份达到了２３次，甚至在同一天的１８个小时内，在３个不同地点进行了３种方式的核试验……
挥舞着核大棒的列强对中国开始了赤裸裸的讹诈和威胁，极欲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４日，美国侵略军直扑鸭绿江畔，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麦克阿瑟叫嚣着要把“３０到５０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它敏感地点。”他还扬言击败中国后，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地带”。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积极考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原子弹。”
１９５４年３月，尽管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仍然在朝鲜战场上吃了败仗的美国，在太平洋上恢复了氢弹试验，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纵容支持台湾加入美国防御体系，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９月４日批准了一份对中国实施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计划：
美国向台湾海峡大量增兵，即将装上核弹头的８英寸榴炮运抵金门；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０年，美国多次进行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而一直以“老大哥”自居的前苏联，因中国拒绝接受核庇护，标榜“无私援助”的“老大哥”背信弃义，１９５９年６月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际高技术协定》，终止援助，撤走专家，连一个纸片也不留，封锁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叫嚣：“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他们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连裤子也穿不起！”

毛泽东拍案而起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原子弹就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吧！”面对核大国的恫吓和威胁，毛泽东拍案而起。这两句日后改变了世界格局的话，至今书写在核试验基地的办公楼上。
从罗布泊升起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是“５９６”，就是寓指前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时间——１９５９年６月。
马兰人用４０多年的奋斗，实践着毛主席的这个回答：中国不愿有原子弹，然而，为了战胜盘桓在中华民族头顶上的核魔，就必须铸核盾。

“许多年后，我们才越来越认识到毛主席这句话中‘一点’这两字的精辟含义。”陪同同志说。
离开伟人山，坐在驶往核试验场区的车上，陪同同志向我们阐释：“美国、前苏联等核大国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让堆积如山的核弹头使自己的武器库达到了饱和状态，以致于到现在为维护和销毁核弹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我国却以必要而有限制的次数、最少的核试验，用‘一点’原子弹、氢弹支撑起自己的和平盾牌。”
“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研制到１９９６年暂停核试验的３８年中，我国仅进行了４５次核试验，正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参加核军备竞赛，中国也从来没使自己背上沉重不堪的核包袱。”
 

之三：核爆前夜惊现残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影视媒体盛传核爆前夜罗布泊发现了国民党残余匪帮。
影片《飞越绝境》描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巡逻士兵在罗布泊发现了国民党残余匪帮，影片中时任基地领导的张爱萍将军还接见了匪首。
１９８８年第一期的《巴山文学》刊登的《蘑菇云下的决战》描写了在核爆前３天，巡逻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正骑着马的一男一女，警卫连官兵立即追赶，却遭沙丘顶上一伙持枪人伏击。这帮人竟是国民党余部，躲避在沙漠中落草为寇１４年。
《时代青年》、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北京青年报》均刊载了这条新闻。
这个传闻究竟是真是假？

（三）核爆前夜惊现残匪？

在这次独家采访中，我们捕捉到的一条真实信息，一直存留在脑海中：核爆前夜，罗布泊发现了国民党残余匪帮，这是一种艺术塑造的解释似乎更合理……

核爆前夜残匪之谜

我们的脑海中闪过一幕幕沉睡的大漠中建起核试验场的镜头，有１９９９年拍摄的《横空出世》，还有多年前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飞越绝境》。一直缠绕记者们心头的谜团，随着今天踏上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终于到了可以解开的时候了。
影片《飞越绝境》描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巡逻士兵在罗布泊发现了国民党残余匪帮，影片中时任基地领导的张爱萍将军还接见了匪首。
这段传奇的始作俑者是１９８８年第一期的《巴山文学》刊登的纪实文学《蘑菇云下的决战》，文中着重描写了中国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前３天也就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３日，在核爆现场掩蔽部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警卫连官兵误以为牧民闯入核禁区，立即上前追赶，让他们远离核爆试验区，以免误伤。
谁知，两人一见士兵驱车追来，便策马飞奔而去，引诱我士兵追至一沙丘，埋伏在沙丘顶上的１０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我士兵与这帮人展开激烈交火，擒住一小头目，审讯得知，这帮人竟是国民党余部。解放兰州时，国民党将领马步芳的侄儿马庭蛟率１０００多名残余士兵逃出城，躲避在沙漠中落草为寇已１４年。
《时代青年》杂志也刊登了这段传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前的意外发现》一文称，原子弹起爆前３天，一支２００多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大漠中，鬼鬼祟祟地向早已禁控的试验区靠近。此刻，一组伊尔侦察机从８００米高空拍摄的照片秘密送至担任试验场总指挥的将军面前，将军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大漠中枯柴的余烬、腾起的烟雾、马蹄和人工凿出的深水坑都清晰可辨。
３天后的幕色中，派出的小分队终于在３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了一顶破帐篷、丢弃的干柴和破损的刀鞘。基地的专家们分析，这伙人马很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马匪溃不成军、纷纷缴械，一小股残匪从甘肃酒泉一带逃往罗布泊大漠。十几年来，他们在茫茫大漠中盲目游荡着，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们游弋到核试验爆炸区。
当这帮马匪看到大漠深处高耸的塔架时，发觉是个不平常的地方，于是周旋于附近，白天逃得远远的隐蔽在沙漠里，到了晚上跑出来找东西吃，日久天长，他们放心地在此安家，当日被我官兵发现后用车送出了茫茫沙漠……
甚至两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也引用了这个盛传一时的故事。该书说“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３天时间，才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２００个马匪隐居处。”
直到１９９５年，《北京青年报》还转载了《科技经济导报》的一篇文章，再次刊登了这条新闻。
听完我们聊起的这段传奇，基地陪同同志显得有些愤怒，也有些无奈。
这个传闻究竟有几分真实性，为何传得这么神乎其神？
针对这些传闻，陪同同志气愤地说，这纯粹是为了猎奇杜撰的，全是胡编乱造，导致以讹传讹。

巡逻兵被困楼兰

基地陪同同志气愤之余，倒是讲了基地里一个流传了３０多年的真实、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就是这段传闻的原型吧？
关于这则故事，陪同同志没有多说，只说：“前面就到辛格尔哨所了，哨兵们会告诉你们这个故事。”
辛格尔哨所被誉为“罗布泊第一哨”。哨所边有两眼相邻一米的泉水，一苦一甜。那眼甜水泉就是当年７名战士巡逻场区８３００里的救命泉。现在，甜泉旁边立着一块重达两三吨的石碑，上面刻着“罗布泊第一泉”，那是战士们从山上采下的巨石，立碑以纪念。

走进哨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醒目的巨幅木版画《八千里路云和月》，画中７名战士在沙漠中艰难跋涉。哨所胡照伟班长说：每年新兵进哨所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听老兵讲巡逻小分队１８３天大漠行军史，那艰苦绝不亚于当年红军过草地、爬雪山。
胡照伟在这大漠哨所驻守了３年，一批新兵就要来了，这段历史将通过他传给罗布泊的下一批守护者。
“１９６４年４月，为确保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基地警卫连抽调副连长何仕武，排长王万喜，战士王俊杰、司喜忠、丁铁汉、潘友功、王国珍等７人，组成巡逻小分队。目的一是抓捕可能出现的窃取核机密的特务（当年核试验场区空中绘图，前苏联知道，防止苏联破坏，空投空降）；二是查清场区外围地形、地物，掌握第一手资料；三是看看场区有没有流动人员，一旦发现就清出来。
当时不允许带任何交通工具，也没有向导，只有一张军用地图和指南针，小分队在大漠中衣食住行全部自理。７名队员写好遗书踏上了巡逻之路。
每天从生活点出来，就去巡逻。所谓的生活点也就是孔雀河边的土丘，没有房子也没有帐篷，只是挖个存放食物的土坑，连队每个月派汽车来这里送一次给养，放进土坑里用沙子埋起来，再插上红柳作标记。
队员们每天行动不止。沙漠里白天热得汗珠子淌，晚上冻得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小石子打到脸上无遮无挡的，第二天醒来半截身子都被沙子埋了。

（巡逻途中异常艰险，风吹帐篷跑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小分队迷路了，被困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里，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滴水，两天两夜吃不上一粒米，嘴里干得连点唾沫都没有，惟一能支撑生命的就是卫生箱里的３支葡萄糖。这３支葡萄糖在７个人手里传来传去，谁也不肯喝。
在大家严重脱水极度虚脱的情况下，队长何仕武哽咽着作出决定：４个团员每两人１支，３个党员分１支。那么一丁点儿葡萄糖只能是湿湿嘴唇。７个战士就这样相互支撑着回到了生活点。
最终，他们历时１８３天，巡逻８３００里，硬是靠铁脚板和钢铁般的意志走完了沙漠。

残匪奇闻以讹传讹

胡照伟说，当时为了保密，７人巡逻小分队名称是“打猎队”，途中除了发现野猪、野骆驼和野鸭之外，没发现别的任何生物。
基地陪同同志说：“当警卫战士为了国家利益，默默奋斗，不公开荣誉时，一些人却杜撰了发现土匪的奇闻。尽管这些文章的主旨也是宣扬战士对核事业的忠诚和献身的精神，但它们向观众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并最终导致以讹传讹。我们这些战士半年中每人磨烂了１２双鞋，八千里跋涉，不就是为了不让试验场区每一个可能存在的人免受核爆炸的伤害吗？”
 

之四：核弹乘坐元首专列

跟着张志善副校长坐着闷罐子车一路西进，越走越荒凉，越走心里越犯怵 

为了保密，一些做效应试验的战斗机不便于运输到马兰，就在沙漠里就地组装、制造飞机和大型军舰

这趟专列各车厢都装有通讯和空调设备，怕起火花，沿途检车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

(四）核弹乘坐元首专列

４０多年前参与核试验的老兵们，当年一纸令下，随部队秘密潜入大漠，一干就是半辈子，如今已是花甲之年，大多已不在马兰。
想采访第一次核试验亲历者，在核试验基地更是非常困难。
“采访原来马兰小学退下来的老崔吧，他可能是现在核试验基地惟一的从商丘步校来的老兵。”辗转打听到这个消息，在基地同志陪同下，我们找到了崔克锋老人家。
在一幢极普通的两室一厅的楼房里，我们见到了崔老。
崔老６７岁了，个头不高，眉目间透着亲切，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聊起了当年进疆的情景，崔老很激动，向我们揭开了封存在脑海中的一幕幕画面。

商丘步校教员神秘消失

崔老向我们娓娓道来：我是１９５６年从商丘步校入伍，１９５８年８月，学校保卫部开始对学员和教员的档案突击政审。
８月９日，我接到校务部通知：回去收拾收拾。联想到６天前派走的２０多名党员，我越想越蹊跷……
第二天，我们１００多人按战备要求荷枪实弹，跟着张志善副校长坐着闷罐子车一路西进。路越走越荒凉，越走心里越犯怵。
经过５天，到了敦煌，当时安排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地质勘测。
８月的敦煌，热浪翻滚，脚踩在沙砾里火烧火燎的，几天干下来，脸上晒卷了皮，脚上打起了血泡。
收工回家，有的同志就埋怨：“我们这是打的什么仗，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其他的同志也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不怕，可死也要死个明白呀！”“我们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我们？”
８月底，在敦煌新落成的电影院里，张志善副校长给我们交了底，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建一个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
大家一听，兴奋得不得了，想不到这辈子这么光荣的事情轮到了自己头上，个个都干劲冲天。
１１月底，上级宣布停止勘测，到新疆去。
１９５９年春天，核试验先遣队进驻罗布泊，确定核试验基地。

工资增设保密补贴

以后陆陆续续从内地调入了工程兵、汽车兵、警卫兵，还有来自许多厂矿、事业单位的人，当时来的人都经过秘密严格的政审，祖宗三代历史清白，精通本行业技术，年龄３０岁以下，身体健康……
来的人都突然间从原单位和父母、妻儿的身旁神秘地消失了。
一直到１９６０年，上级才同意给家里写信，还只能写报平安的话，只说是执行军事任务，信封不允许封口，以便上级检查。没想到这次出差，在戈壁滩一呆就是４０多年。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部队派我带几名战士到场区深处的甘草泉驻站，因为这儿有一眼泉水，扎个帐篷就是个小兵站，任务是每天给进出场区干工程的部队供应水。

那时常常风沙漫天，有一夜风沙太大，第二天早上帐篷被沙子埋了半截，拉水的车埋进沙子里只露出罐口。
谈起那段日子，崔老感慨地说：“你们没法想象，当时有多苦。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总参、空军、海军、装备兵、工程兵、二炮，各路人马一批一批，一拨一拨，像潮水一样通过兵站转运来坦克、大炮、装甲车，还有猴子、兔子、狗、老鼠等各种动物，做核试验的效应物。
“为了保密，一些做效应试验的战斗机不便于运输到马兰，就在沙漠里就地组装、制造飞机和大型军舰。那是最忙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工资也多了一项补贴——保密费。”
谈到这，崔老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说，“核爆前最惊心动魂的一幕是把原子弹从几千公里外的核弹制造厂运到试验基地，我虽然没参与运输，可参与了接弹任务。”

备用核弹上专列

据基地同志介绍，１９６４年９月，也就是核爆前一个月，开始运送核弹，这项任务可不简单，要把这个铁疙瘩既安全又秘密的运到试验区，既不易又危险！
试验场区最初规划设计是前苏联帮助搞的，他们对场区很熟悉，再说场区内车水马龙，成千上万人昼夜不停地在场区内布置效应物，什么飞机、大炮呀，还有一百多米的试爆铁塔更是引人瞩目。
外行不知道，内行一瞧就清楚，美苏的卫星天天在罗布泊上空转悠，利用一切手段搞中国的情报。不仅要防止敌人搞破坏、窃取军事机密，更担心原子弹放射性物质外泄，运输期的温度、湿度、震动颠簸都要保证在安全范围内，哪个环节要出个啥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铁锤换铜锤

据基地同志介绍，参与核弹运输的人，除了严格的政审，还规定了一条铁纪律，定人、定位、定任务、定职责、定知密范围。
怕起火花，沿途检车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一路上除了司机换着休息，车上的列车长、列车员、检查员都很少休息。
核弹专列沿途警卫和到达中转站后的警卫都是按照毛主席视察时元首专列的安全标准执行的。专列到达当晚,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恩茂同志接见核弹运输全体同志时，没敢多讲一句涉及秘密的话，只是问候“同志们辛苦了”，运送的官兵回答“为人民服务”。
王恩茂书记请大家品尝天山大厦的维吾尔族高级厨师烹制的羊肉串。
新疆军区和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当天夜里亲自守车查岗。天亮后选择天气最好的时间飞往马兰机场。
空军负责核弹转载运输到罗布泊。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空军的一位首长接弹的前一个月亲自往返乌—马线几次查看，一次查航途中遇上老鹰，飞机差点遇险，如果装上核弹的飞机遇险咋办？
核弹送到某地后，基地用汽车把核弹运进了试验场区，装原子弹的是用工字钢做成的一种特殊的铁筐子，就这么安全地把核弹送到了爆心，又用特殊的吊篮吊装上了１０２米的铁塔架。
崔老感慨地说，接送核弹专列的这些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可为了保密一直没人宣传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呀！
 

之五：第一爆为何不在国庆

我们一行在试验场区采访时，路过一排耸立着风向杆、百叶箱的营房，基地陪同的同志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阳平里气象站。气象站对核试验来说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核弹的起爆时间。每次核试验选在哪天几时几分，天气预报说了算，预报得准，试验就能在良好的条件下安全顺利地实施爆炸；如果报不准，轻者部分项目受损，重者核试验紧急刹车，推迟爆炸。

戈壁滩上气象站

走进阳平里气象站，曾参加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气象保障工作的老同志早已退休了，气象站站长霍文龙向我们聊起了建站初期的艰难历程。
１９６０年冬季，部队决定在罗布泊建一个气象站，填补戈壁滩上的气象空白。
１１月７日，由１０名战士组成的气象小分队，带着地图和指南针，离开部队驻地迎着雪花出发了。当时?领导让他们到戈壁滩上找测绘队留下的一根标着记号的木桩，然后在那里安家建站。
按地图上标定的方位，他们坐着嘎斯车在没边没沿的戈壁滩上颠簸了３天，找一个木桩，不是；看一个木桩，还不像。直到第三天黄昏，才找到那根木桩。
家有了，可建站却很困难，戈壁滩的大漠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划，地上都是板结的盐碱地。要把测试仪器安装起来，带的工具不够。没有镐，就用扎帐篷的铁钎往下砸，没有铁锹，就用盛饭的勺子往下挖。苦战两天后，终于在罗布泊荒原上，搭起了第一顶帐篷，立起了第一根风向杆，支起了第一个百叶箱，空中飘起了第一个探空气球。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早晨８点钟，阳平里记录了罗布泊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气象资料，为以后的历次核试验奠定了气象保障。

顶９级风爬百米塔

“提起为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提供气象保障的气象战士，就不能不提到两个英雄——刘宝才和姜海鹏。”霍文龙告诉记者，“他们两人至今仍是阳平里一代代气象士兵的楷模。”
核爆前夕的１９６４年３月，基地给气象站下达了一项重任，在高１０２米的铁架塔顶存放原子弹的爆室中进行温度、压力、湿度测量，并在塔顶安装测风仪，任务落到了观测员刘宝才和姜海鹏的身上。面对３０多层楼高，只有一条狭窄铁梯的塔架，从没有爬过塔架的他们开始了训练。每天试着爬塔五六次，逐日增加高度，最后终于登上塔架，完成了任务。此后直到临爆前７个多月里，他们共爬塔９１次，其中，２８次是在５级以上的大风中，３次是在９级以上的大风中爬上去的。
基地陪同同志感慨地说，正是气象战士及时准确的天气预报，才确定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为啥没选在国庆节起爆

“为什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定选在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而不是１９６４年的国庆节，气象上有什么要求吗？”我们疑问。
“当然有要求。一方面，当时基地领导的想法是在国庆节之前爆响原子弹最好，可以大大宣传一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给建国１５周年献一份厚礼。可是周恩来总理批示，等将国庆邀来的国宾送走后再试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罗布泊常年刮东北风，那年秋季只有１０月１６日这天刮的是西风，而１５时天气晴朗，适合空中取样。”霍文龙解释。
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为什么原子弹爆炸必须是“万事俱备，只欠西风”呢？
霍文龙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你们去采访我们气象总站的总工程师戴维孝吧，他才是我们基地的‘诸葛亮’，他会给你们一个准确的答复。”
见到戴老，是周日的上午，他和老伴正在收拾房子。戴老６１岁，中等身材，戴副老花镜，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虽说是个总工，可家里的摆设和一般工薪阶层没啥两样，电视是平面直角的，沙发和立柜都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那种老式家具。
得知我们要采访，戴老撂下手里的活，从书橱里翻出厚厚一本《罗布泊气候志》，笑着说：“我是１９６８年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到了马兰，今年刚退休，干了大半辈子，才搞清楚这罗布泊的天气。”

选时只为巧借西风

“为什么核试验一定要借西风？”对记者紧咬不放的问题，戴老笑了笑：“这可是军事秘密，不过我国早已暂停核试验了，我就给你揭开这个秘密吧！”
大家都知道，核试验中原子弹、氢弹在地面爆炸会产生放射性灰尘，因此，气象条件对爆炸后光测试、取样和参观都有重要影响，并且直接影响试验场区和下游群众的生命安全。
罗布泊地区一年当中大多刮的是风沙漫天的东北风。
如果在东风下进行核试验，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灰尘就会随风飘向试验场区西边的马兰生活区；而如果没有风，核爆后放射性灰尘会聚集在爆心形成沾染区。因此，核试验必须选择在晴天无云，零后（核弹爆炸后）有１２－２４小时３米／秒的西风天气下进行。有了这样持续的小西风才能将放射性灰尘吹到东边的大沙漠里。
核试验除了要借西风，还要求零前１２小时无雷电，零后１２小时无降水（雨雪）。雷电容易放电触发引爆装置，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而降水会使放射性灰尘滞留在试验场，危及人员安全。
“就是在这样环境恶劣、气候多变的罗布泊，我们保证了我国核试验次次成功，我们在这个‘死亡之海’观天测云，巧借西风，妙避霜雨，被基地官兵们称为核试验场上掌管风雨的神仙。”戴老非常自豪地说。

戴维孝确保西风

谈及气象战士能自如地呼风唤雨时，戴老说，其实，并不轻松，他讲起了他亲历的三次惊险历程。
有一次核试验前夕，一连几天，都是东风，试验指挥部和全体参试人员都心急如焚。基地领导不断打电话问我这个气象总工程师，试验还能不能按计划进行，我每次都胸有成竹地回答，可以按计划进行。
直到临爆前的当天上午，上级领导和军内外参观的人员都已经到试验场里，东风依然刮个不停。试验总指挥坐不住了，驱车来到气象预报组问讯我，我还是坚持掌握的气象观测结果，可以按计划起爆。
果然，爆前两小时，风向突变，徐徐的西风从背后吹来，笼罩在参试人员心头的疑云才散去。当日按时起爆，西风吹了５０多个小时，试验圆满成功，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作了一首七律：“愁云不展空气重，千军翘首盼西风。科学析断胸成竹，坚信零时旗向东。巨雷一声山地动，万人欢腾庆成功。西风徐吹三千分，准确预报值千钧。”
事后，官兵们开玩笑说了副对子：当年诸葛亮巧借东风，火烧连营，大败曹军；今日戴维孝不辱使命，确保西风，核爆成功。
还有一次试验时，原子弹准备吊装上塔顶时，我们发现气象云图上有一块厚重的云团正向试验场区移动。我吓坏了，立即建议推迟吊装。由于试验任务重，期限紧，参试部队听说要推迟试验，都满腹牢骚，这么好的天气咋会打雷下雨？

“基地诸葛亮”爆前借西风

可到了中午，场区上空雷电交加，乌云密布，风力七八级，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到这时，试验的人员都有些后怕，如果当时吊装了，原子弹被雷电引爆，全场区的人都得上西天了。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９日，我国宣布暂停核试验前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与的核试验气象保障。
当日爆前６小时，也就是２９日北京时间凌晨３点整的卫星云图显示，有３块强对流云团集中在爆区上空，“零时”很可能会出现雷暴和降雨。
怎么办？我马上召集预报组成员召开现场“诸葛亮会”，通过认真分析云图，精确计算数据，发现３块云团之间有缝隙：一块在爆区偏北移动，一块在爆区偏南移动，另一块云团离爆心尚远，即使发生降水也是在爆后１２小时之后，爆心正好处在两块较近云团的夹缝中间，刚好可以避开雷暴。
指挥部根据我们的意见，准时起爆了，暂停核试验前，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当天的实际气象情况也的确像我们预测得那样有惊无险：爆区几百公里外有隐隐的雷声，远离爆区的积云到达爆心时发生降水已是在零后１６小时，没有影响取样。

洗脚水制氢气

天道酬勤，戴老一生为核试验保驾护航，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戴老的家中，我们看到了珍藏的１３张省部级、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的证书。戴老编著的《罗布泊场区军事气候志》首次全面总结了罗布泊地区四季气候特点和天气变化规律，填补了罗布泊地区气候志的空白。
戴老始终没讲他的成就，却讲述了气象生涯中很普通的两个小故事：
“场区苦，大漠风像行踪不定的蒙面大盗，经常掀翻我们的帐篷。有一次，我刚领了６０多张全是１元的工资，压在被子下，没想到一场大风，６０多张人民币就成了天女散花。我急了，又叫又嚷，心疼得不得了，战友们帮着追了半天，总算‘抢’回了几张。
“场区水质差，碱性大，但即使这样，也不充裕。每人每天只供应一盆水，于是这一盆水就显得特别珍贵，先洗脸，后擦澡，最后洗脚，就是洗完脚还舍不得倒，我们把洗脚水澄清后用它来制氢气，充填探空气球。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戴老和战友们用坚强的毅力降伏了罗布泊的风魔雨神。”

未能奔丧终身遗憾

巨大成功的背后，必然有沉痛的付出，面对摊开的一张张获奖证书，戴老眼圈有些红了，这不是奖给我个人的，是奖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及所有的亲人的，我欠了一笔无法弥补的感情债。

３５年如一日奋斗在试验场区，让戴老失去了许多常人不应该失去的东西。
１９７０年元月，他父亲去世，正赶上试验任务，领导已决定让他回去奔丧，他忍着巨大的悲痛没有回去；１９７９年他母亲离世，因为空爆任务已经到了攻坚阶段，他又没能赶回去；１９７５年，在八钢工作的姐夫去世，姐姐来了几封电报催他回去，虽然马兰离乌鲁木齐不过几百公里，但为了试验任务，他又没能回去。至今，姐姐对他的无情无义不能原谅。
“举杯邀月，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这副流传了３０多年的对联至今贴在核试验基地，分明印证了许多马兰人和戴老一样的情怀。
临别时，戴老给我们吟诵了他填的一首词，或许吟出了他此刻的心境：
浪淘沙·志在戈壁滩
荒凉戈壁滩，风沙弥漫，为了祖国核试验，愿把青春年华献。无怨无悔。
风云多变幻，立志管天。巧借西风保安全，与天奋斗乐无边。矢志不变。
 

之六：爆心采集“蘑菇云”

看过影片《横空出世》的观众，印象中最壮烈的一幕就是：轰隆隆的巨响声中，升腾起绚丽的蘑菇云，鳞次栉比的效应物被烧得一地狼藉，飞机、坦克、舰艇像被踢散的积木，扭曲着瘫倒在地……然而就在这一刻，身着白盔白甲、全副防毒面具、防尘衣的士兵却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爆心的滚滚烟尘中……
他们就是防化分队的队员们，承担着每次核试验中最苦、最累、最难、最险的防化和洗消任务。

我看见了蘑菇云

在核试验基地，《横空出世》影片中描述的参加过第一次核试验防化任务的老兵们早已退伍。
目前仍然留在基地的老兵中，赵永福是极少数亲历过第一次核试验的人。他欢呼蘑菇云升空的身影被拍进了八一电影厂实景拍摄的新闻纪录片里。
这是赵永福老人奉献大漠４０多年最难忘和最自豪的事。
赵老在采访中很开心地说：“比起那些在生活区搞基建，在山里与核试验打了几十年交道，却没有亲眼见到原子弹爆炸的战友们，我算是幸运的了。”
赵老至今清楚地记得核爆时的那一幕：
我们工程兵驻扎在一座山坡的背后，离爆心近百公里，算是前沿吧。夜里行军时只觉得车多。第二天上午一看，山坡上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
马上就要到爆前零时了，每个人的心情都紧张得不得了，头一天晚上几乎就没有睡觉。人们一会儿站起来走走，一会儿跑跑，一会儿跺跺脚，都嫌时间过得太慢。
上级要求每人戴一副墨镜，不戴墨镜是绝对不允许的。可人多镜少不够用，部队就给每人准备了一截胶片当墨镜用。
试验前人们都蹲在防护堑壕里，背向爆心。突然一声惊雷传来，堑壕里陡然一片耀眼的光亮，我们转过身去，透过胶片望去，只见蘑菇云不断翻腾着冉冉升起，特别壮观。
“爆炸成功了！”山坡上，人群中跳的、笑的、欢呼的、拥抱的、流泪的都有……我们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与此同时，烟尘中几辆车疾驰而去，车上身着防毒服的士兵冲进了爆心的烟尘中……

首爆取样小插曲

据基地某团团长介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零时取样还有一段小插曲：零时爆响，蘑菇云升起，距爆心２０公里的侦察组立即向爆心前进。快到沾染边界时，侦察员乘坐的装甲车油路不畅通，出现故障，驾驶员立即停车检查，幸亏驾驶员技术娴熟，马上找到了毛病所在，不到５分钟就把车修好了，继续前进，直至在距爆心９５０米的地段开始防化侦察，２０分钟顺利完成了任务。
得知我们极欲采访冲入爆心完成防化侦察任务的老兵时，基地陪同同志建议说：“你们去采访１９８８年国防科工委授予‘核辐射侦察先锋连’荣誉称号的防化一连的老连长李文松和刘兆柱，他们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四个‘最’。”
到了团部，本以为英雄都很老，见了面，感觉李文松、刘兆柱都是“小伙子”，浑身透着军人的干练和沉稳。虽说看着年轻，两人可都快奔４０了，军龄都有近２０年，现在早已不再从事防化侦察和洗消工作了。
李文松从事防化侦察工作１６年，先后５次亲历核试验，５次冲入爆心侦察；刘兆柱从事洗消工作也有１２个年头了，握着喷枪给过多少辆取样归来的汽车冲洗除尘，他已经算不清了。
对于这种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工作，他们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的，甚至曾工作的每一刻都像烙印一样刻在了脑海里，忘都忘不掉。
聊起当年工作的一幕一幕，他们把记者带入了硝烟还没散尽的分分秒秒……

响声是命令烟云是方向

防化侦察兵的职责，就是零后立即进入爆心，测试辐射沾染值为后续取样的部队提供安全保障，如果发现沾染超标就拉响警报，通知取样部队撤离。每次等取样部队撤离后，防化侦察兵才最后撤离爆心。
李文松谈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核试验的经历：我第一次闯进爆心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期的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平洞核试验就是把核弹放进山体内开掘的一条坑道内回填堵塞后实行的核爆炸。
零时前，我们把表定好后，心里很紧张，大家对放射性物质的认识实际上只有表面的，比较肤浅，要说不怕，那其实是假的，心里面老是“扑腾扑腾”地直跳。
那天，我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防尘服、防毒手套和防毒靴套，全身裹了个严严实实，坐在车上等待零时。车上只有４人，驾驶员、车长、１号侦察员和２号侦察员。我是１号，当时，我们距爆心平洞只有３．５公里。
突然，沉闷的一声响，虽然没有强烈的闪光，没有震撼的惊雷，但随之而来的震波，还是把我们身边一辆没踩制动的吉普车震得滑出去三四米远。

响声就是命令，烟云就是方向。我们的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向洞口疾驰，只见腾起的尘土将山笼罩，大块的土石往下急滚。
离洞口不远，我和另一位侦察员停车下来徒步侦察。洞顶滚下来的石头造成了交通障碍，路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七八块大石头，最大的有半吨多重。
同时，核爆区还有另一番景象：地面像被拖拉机耕过一般松软，路边的裂缝有四五十厘米，不留心就会陷进去。洞口附近的动物有的被震死了，没有死的被震蒙了，睁着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
我们在洞边各个点不间断地用携带的辐射侦察仪测量数据。
随后赶来的各参试单位在抢收装爆前布置好的样品，速度极快，秩序极好。
我们在洞口坚持了约２０分钟，等所有回收样品的人员撤走以后，我们拉响３声警报，确定爆心没有人后，才最后撤出。
到了洗消站，洗消人员用辐射侦察仪对准我们全身作检查，然后脱掉防尘服和防毒面具，进澡堂洗澡，防尘服和面具被统一销毁。
我洗得特仔细，担心洗不干净。洗完后又接受一次检查，确定洗净后，才允许我们进生活区；没洗净的，就再洗一遍。
这时，老搭档刘兆柱插话说，虽然老李说得简单，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危险性并不是他说得这么轻描淡写，有时车往爆心跑时，烟尘四起，很可能会迷路，找不到爆心；遇到松软的泥土，车辆一打滑就瘫在沙土堆里；路上不注意就陷进被炸裂开的沙土里，这时候只能紧急自救，真危险！

防毒服倒出半碗汗水

干防化的士兵都清楚，险的是侦察，累的是洗消。
侦察取样的车从爆心驶出后，从戈壁滩进到柏油路面，有一个临时洗消站进行第一次洗消，主要是消除轮胎上的辐射性尘埃；然后才能到固定洗消站进行全面洗消。
刘兆柱的工作就是身着防毒服、防毒面具，拿着压力是３．５公斤的喷枪对着车辆进行喷洗，五分钟内完成一辆车的全面洗消。

“可别小看这工作，有一次参加核试验的单位多，取样车陆续回来，既要洗得快，又要洗得干净，我双手同时喷枪，站着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戴着防毒面具又热又渴，干得气喘吁吁，浑身被汗水浸透了，但又不能停下来，只能抓紧时间干。
“一个上午干下来，高压水枪抱在手里抖个不停，不停反复地搬动喷枪开关，手都软得抓不起筷子了。脱下防毒衣，能倒出半碗汗水。”刘兆柱说起这段经历，不无自豪。

穿戴防毒用具睡觉

支撑防化兵们及时安全地完成防化、洗消任务的是平时近乎残酷的训练。
为了完成每次核试验的防化取样任务，防化兵们都要经过一段长期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每天天刚亮，我们就开始了越野训练。按实战要求，全副武装。
被战士们称作“猪嘴”的防毒面具，四周全部用胶皮制作。戴上面具，胶皮和脸就紧紧地粘在一起，跑不到５０米就憋得人上不来气。
李文松说：“可我们不仅要戴着防毒面具跑步、爬山，在训练中还背着东西负重跑步和作业演练。有的战士在休息、娱乐，甚至睡觉时都要穿戴防毒用具，以增强适应力和耐久力。
“有时实战演练，我们坐在全封闭的２０２０吉普车上，故意选择崎岖、颠簸的路段，车速提高到每小时８０至９０公里，训练耐力，我们被颠得把饭菜甚至是胃液都吐出来，但还得再吞进去。
“我们在规定时间内，在方圆１公里徒步找到放射源，并测出数据。那种训练特别苦。”
刘兆柱说：“车辆洗消的训练中，洗消人员穿着近十公斤重的胶质防毒服，从准备喷枪到打出第一个水点，３０秒是优秀，打点讲究准、狠、干净、彻底，对时间控制得如此短暂，是为了使实战中人体少受沾染。
然后是打线，从喷枪口到洗消点，要求水柱高必须是５厘米，而且第一个点必须打上，接着成扫射状，左右上下摆动洗消。
一次训练下来，一个洗消员要打两车水。中间休息时，再热再渴也不能脱防毒服，摘防毒面具。一身的汗水，只穿着裤头背心的身体，一脱就感冒了。”
“就是靠这样的训练，才锻造了一批批最优秀的防化兵，才顺利完成了一次次核试验任务！”李文松感慨地说。

老专家哭了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防化兵们一次次不顾危险，冲进爆心呢？沉默了许久，李文松缓缓地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次，地下核试验研究所各取样小组在爆后５分钟都闪电般地向爆心抢收抢装试验样品，冒着危险抢回几个月甚至多年来探索的研究成果。
但有一个研究组，他们的试验样品在“零后”开挖才能拿到，这个组的研究员焦急地等待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几天后，工兵部队开始挖洞，几位研究所的老专家，不顾放射性污染，昼夜盯在现场。
当开挖到取样地段，几个老专家冒着随时塌方的危险上前抢收样品。但由于安装的管道有近百米长，核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挤压坏了管道，本来一根钢丝绳就能拽出的样品，在损坏的管道中被卡住了。有个老专家当时都急哭了，自己再累、再苦无所畏惧，但为之奋斗了一年多的试验成果拿不到手，他们怎能甘心呢！
在工兵部队艰苦战胜一氧化碳中毒、放射性沾染及一次很危险的大塌方后，老专家们终于拿到了满意的试验成果，当时就激动得哭了。
说到这，李文松激动地说，这些专家、研究员把试验样品看得比自己的命还珍贵，作为保障取样安全的防化兵，如果不能尽到我们的职责，我们对得起奋战在核试验基地的数千研究人员吗？
“虽然我们参与了多次核试验任务，可每次‘零时’后都要坚守在洗消岗位上，至今没有看到核爆炸的景观，虽说有些遗憾，可想起每次试验成功都有我们一份功劳，也就心满意足了！”刘兆柱的话里不知包含了防化兵多少苦辣酸甜。
在离开团部时，我们看到了墙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战核魔冲爆心，当开路先锋；顶风沙斗酷暑，做军营好汉。”
基地陪同同志说，这副对联写出了防化兵的英勇风采，但我们却深深地感受到了防化兵的悲壮。
 

之七：走过爆心品和平

离开辛格尔哨所，汽车如一叶扁舟在大漠深处游弋，方圆几百里的大戈壁上只有我们一车数人。

核爆纪念碑今何在

“立在爆心的核爆纪念碑现在已经不在了，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基地陪同同志的话令我们一行感到遗憾。
记得１９９６年，记者第一次到核试验基地核试验场区，来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找到了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那块高１．５米、宽０．５米的花岗岩纪念碑：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我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六日立

碑下倒着的铁塔架扭曲着身子，宛如张牙舞爪的恐龙骨架，铁架身被火灼烧成的酱红色没有褪去，让人不由联想到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腾起的蘑菇云中托起原子弹的１０２米的铁架在烈火中轰然倒下。
两幅交相更替的画面在我们的脑海与眼前对接，而头顶的白云依然在高远的天空中行吟。
２０００年夏天，记者随自治区考古所考古专家考察楼兰遗址时横穿试验场区，再次来到核爆爆心，纪念碑孑然独立在斜阳中，倒下的铁塔架已不见踪影。
当此次记者第三次踏入这片土地，竟无法走近爆心，感到有点失望。尽管这是第三次来了，尽管纪念碑和效应物不见了，但站在中国第一爆的土地上时，记者的心仍然激荡，一腔热血沸腾起来，站在那里留连难舍。
基地陪同同志安慰说，纪念碑被军博收藏后，在核试验基地核试验展览馆里，又造了一个首次核爆爆心纪念碑的复制品，回去可以去看看。

地爆瞬间一阵旋风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们继续在大漠中奔波，车在一片废墟边停下。
铁丝网把这片荒漠与周围的荒漠隔开，围起这荒凉中的荒凉、禁区中的禁区。
远远望去，这里和周围的景色好像没什么不同，走进铁丝网，才会发现现代色彩很浓的废墟、倒塌的房屋、破碎的砖石、扭曲断裂的水泥板上裸露的钢筋和电缆，还会发现脚下的土地有凹陷的痕迹。

一块水泥铸成的竖碑告诉我们，这就是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爆心。“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３日，实施的地下核试验，是在山体内开掘的一条水平狭长的坑道内放置核装置被封闭回填堵塞之后实施了爆炸。”基地陪同同志介绍了地下核试验与地面核爆的区别。
“地爆瞬间的辉煌是悄无声息的，没有升腾的蘑菇云，感受不到毁灭万物熔铁化石的冲击波，爆炸所释放的光和热被严密地封闭在地层深处，你所能感觉的只是大地那微微的一震，所能看到的，只是地面腾起的一片烟尘，像刮过一阵旋风。”参观过地下核爆的基地陪同同志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那看不见的辉煌。

反思核威慑

在离开这片废墟返回时，一群小鸟飞过废墟的上空。

途中，我们一行看到了一片片营房，那营房上浸染了岁月的沧桑，而营房里的士兵却十分年轻。
我们欣喜地看到，营房前一株株松树，昂扬着生机。“你们仔细看看，那是用麻黄草扎成的人造树，是战士们孕育的生命的绿色！”基地陪同同志感叹地说。
从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０日进军大漠铸造核盾，到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我国暂停核试验，１３６８０多个日日夜夜里，就为了这瞬间的辉煌，无数人在荒凉的大漠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奋斗着，谁也说不清有多少帐篷扎起，有多少营房建起，当一代代大漠人撤走的时候，那里会围起一道铁丝网，竖起一块水泥碑，埋下一段辉煌，也留下一片废墟。
令人感慨的是，这里创造的废墟恰恰是为了毁灭——最终彻底消灭核武器，这里的废墟恰恰是最神圣的建设——构造世界和平大厦的基石。
至今，那些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却对我国的核试验说三道四的核大国们仍不能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不愿放弃他们奉行了半个世纪的核威慑政策。
而中国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地承诺永不对无核国家（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４０多年来，萦绕在马兰人身边的是这样一个悲壮的声音：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４０多年来珍藏在马兰人心中的是由周恩来总理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的一个梦——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