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八：双臂碾出“通天道”

离开爆心，驱车回马兰，汽车驰骋在平坦的道路上，路两侧是戈壁和荒滩。司机老张的一句话将我们带入了大漠里响起响亮劳动号子和高昂军歌的上世纪６０年代……

第一条沙漠公路现身

“记者同志，你们要采访当年研制原子弹的老兵，能不能采访一下当年的筑路兵？你们可能不会想到，我们车轮下的这条黑色的军用公路，是筑路兵们用大石头磙子一步一步碾出来的。我每次想到在这荒滩上修路的情景，就觉得一股子热流涌上心来，没有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碾出来的这几百公里的沙漠公路，又哪有我们汽车兵现在的工作？”老张发自肺腑的感慨，充满了对筑路士兵的崇敬之情。
“现在都说第一条沙漠公路是塔中公路，其实早在１９６２年，一条公路就修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沙漠公路，只不过一直保密，没有宣传罢了。”随行的基地陪同同志说。
１９５９年前，这儿还是没有人烟的大戈壁滩，当时，张蕴钰将军率先遣队驻扎到这儿，测绘队在沙漠中立起一根根标柱，直通沙漠腹地，张蕴钰一声令下，工兵部队进军沙海。
两年以后，第一条沙漠公路出现在罗布泊，连接了从马兰生活区到核试验场区的几百公里路。又隔了两年，第一颗原子弹在这条路的尽头爆炸了。
在没有挖掘机、装载机，只有镐头和铁锹筑路的年代，连饭都吃不饱的筑路士兵们是怎样在沙漠中碾出一条路，碾出通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的“通天大道”？
久久萦绕在心头的谜团，在见到赵永福老人时才解开。

修理自行车的老兵

冬日的午后，马兰生活区，嗖嗖的寒风吹得行人直打哆嗦。虽然穿着基地陪同同志送来的军大衣，可还是觉得寒冷难耐。
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一角，一位老人正蹲着给一辆自行车轮轴上黄油，地上堆满了烂车胎、扳手、起子之类的家什，旁边烧得正旺的一堆炭火，映得老人脸上的沟沟壑壑忽明忽暗。
“赵师傅，这是记者，专门来采访您的。”基地陪同同志给这位熟悉的修车老人打招呼。
“咦，采访我，我有啥好采访的？”赵老放下手里的活，站了起来，冲我们微笑，瘦削的脸上顿时生动起来，眼睛眯在了一起。
他伸出手来，刚伸出一半，又缩回去，歉意地笑了笑。
“你看，手黑乎乎的。你们坐！快坐下！”说着，赵老搬来仅有的３张小凳子，招呼我们坐，推让中坚持自己蹲着。

赵永福老人谈起往事，激动不已

赵老穿得极一般，一身沾满了灰尘的土灰色老式中山装和蓝色的大裆裤，显得有些寒酸。
赵老是１９５８年在甘肃参的军，隶属工程兵第５４师１０３团。
赵老提起参军，很是自豪：“１９５９年４月，突然通知进疆，就来到了马兰。那一年，我刚２０岁，从进疆到现在算下来都４４个年头了！”大漠４０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赵老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他显得比同龄人苍老得多。
这时，一个女孩推着一辆车过来：“赵师傅，你帮我看看，这车刹车有点失灵。”赵老瞅了眼自行车，拎起一把扳手捣鼓了几下：“螺丝松了，你再试试。”转过身来，见记者都在看他干活，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去年我就退了，部队把我们老职工安置到乌鲁木齐，有一套房子，月工资１９００多块，可我在乌鲁木齐呆不惯，就来马兰看儿子，住下来就不想走了……唉！当了一辈子工程兵，就是闲不住！修修车给生活区的家属们提供些方便。”说到这，赵老开始收拾东西，“咱回屋里聊，外面冷，别把你们冻坏了。”

拿根树条上茅厕赶蚊子

穿过马路，拐进一个小巷里的院子，就是赵老的家，院里堆着些新胎、旧胎。赵老收拾好修车的家什，就招呼我们屋里坐。小屋一个走廊两间小房，谈不上有家具，房里极简陋。赵老的老伴热情地又是倒水，又是递烟。
休息了一会儿，赵老打开了话匣子：
１９６０年２月部队开始修路，没有啥像样的工具，只有镐头和铁锹，还不够用。我们就自己动手，山沟里的榆树和红柳可是立了大功，树干做把，树条子编成装土的筐子，枯死的大榆木疙瘩被加工成打夯的杵子，人拉着石磙子我们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天亮干活，日落收工，修一段走一段，大戈壁滩上响起了震天的号子声。
春天时，罗布泊溺水河里早就枯竭，部队没有水喝，只好在那潮湿的地方挖个小坑，就喝渗出来的那点水，那水又苦又咸，喝进肚里咕噜咕噜响。晚上一个班住一个帐篷，只要躺上床，你就听吧，这个“嘣”一个屁，那个“嘣”一个屁。
不少人喝了拉肚子，工地上拉肚子的人来回跑趟，有时一上午拉四五趟，提着裤子干不成活，问那边附近的老乡怎么治，人家说“吃沙枣”可以治。
每天下了工，我们就跑到几公里外的沙枣林，摘头一年的干沙枣，摘一兜回来有空就往嘴里塞，想不到还真管用，不久，拉肚子、放屁的人就少了。

帐篷后面都有个地窝子

罗布泊四季无春，冬天一过，就到了盛夏，太阳真毒，把戈壁滩烤得热气腾腾，可活不敢耽误，一天干下来，人晒得脱半层皮，胶鞋被烫得都变形了，我们八九个人挤在一间小帐篷里，简直就像是蒸笼，一动不动都要流汗，很多战士在床底下铺上塑料布，就躺在地上午休、睡觉，可还是热得难受，有的战士都中暑了……
后来有的战士想出个招，在帐篷后面挖一个两米深的平底坑，上面厚厚地盖层土，坑里开一个与帐篷相连的小门，就成了隐蔽的地下室，既能避暑还能防寒，一时间这种“地窝子”就在工地上普及了。
白天干活又苦又累、又枯燥，晚上还得忙着打老鼠。戈壁滩上的老鼠可真够多的，没有城里的老鼠那么大，圆不溜秋的，尾巴挺长。经常是我们正睡着觉，老鼠跑到床铺上，一会儿咯嘣咯嘣地啃床板，一会儿又钻进人的袖筒里，有的还蹦到人的脸上，跟熟睡的人亲嘴儿，你猛地惊醒吓了一跳，爬起来就撵得老鼠满地跑。

但最可恶的还是蚊子，有人说东北冷，撒尿拎根棍子，边尿边敲，怕尿结冰。在场区，傍晚方便时手里也得拿根树条，边方便边不停地轰赶蚊子，你要不打不撵，屁股上就咬起一片疙瘩，我们有的战士说顺口溜‘新疆好，新疆好，下雨少，戈壁滩上不长草，蚊子咬得受不了。’有时收工回来，我们就唱改编了的《打靶归来》。”
赵老说到这，不由自主地哼起来：“日落西山蚊子飞，成群结队把人追——把人追，胸前戴朵大红花，我们身上咬片大疙瘩……”记者被战士们战天斗地、以苦为乐的精神深深感染了。

刚发芽的榆钱填肚子

“那３年自然灾害，老百姓遭了罪，我们工程兵也勒紧了裤腰带。劳动重，粮食供应不够，我们个个脸蜡黄蜡黄的开始浮肿，眼前冒着金花，脚下晃悠悠，还得憋着劲干，沉沉的铁镐总是歪歪地砸下去。为了‘哄’饱肚子，一收工我们就往山沟里跑，春天刚发芽的榆钱，就被我们捋下来吃光了。就这样，直通到爆心的几百里路硬是叫我们工程兵部队修通了。”聊起这段艰辛的历程，赵老没有一句怨言，只有坚毅和自豪写在脸上。

有个战士出去就再没回来

“虽说过去４０多年了，可一想起那段日子就感觉到，现在日子太好了，领着退休金，４个儿女都有出息，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心里很知足呀！想起那些一起干活的战友，有的牺牲在戈壁滩，我心里头就难受。”赵老说到这，脸上的微笑消失了，眼圈有些红了。
“戈壁滩每年４月和８月刮大风，风一刮起来飞沙走石，铺天盖地，几小时停不下来，帐篷被刮得东倒西歪，风过了帐篷都被撕破了。有一个战友为了打红柳做土筐，往戈壁滩里走，突然遇上大风沙，风停了，我们全连战士去找他，从一个沙窝里把他挖出，他早就咽气了。每到冬天，我们就要去打柴禾，有一个战士一个人到孔雀河边砍红柳，就再也没回来……”

山坡上欢呼的人

大漠的４０多年，让赵老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亲眼看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爆炸的前一天下午，核试验区都进入了紧张的零前准备。所有的参试和施工部队人员坐着数百辆卡车、吉普车，浩浩荡荡朝爆心方向开去。
最让赵老激动的是１９６５年春天，八一电影厂拍摄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在马兰基地的大礼堂放映，他看到他和战友们在山坡上欢呼的身影被拍进了电影。
他说：“我看到了山坡上欢呼的人中就有我。”每当电视里重播第一次核试验的新闻纪录片时，赵老就激动不已。
他说，我至今还记得纪录片中的一句解说词：从此，中国人的腰杆子更硬了，再也不怕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了。我想，在马兰工作太光荣了，在戈壁滩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也值！
赵老的话让我们真正体会到马兰人奉献戈壁的动力之源。

有意义地活了一辈子

毕竟只有这成功的一瞬间摄入了新闻镜头，让和平年代惬意生活的人们看到。赵老和他的战友们在基地奉献的４０多年，还有更多辉煌的瞬间没有摄入镜头，不被人们所知，成就这一瞬间的是无数的漫长的默默无闻。
赵老说，以后的日子，和许许多多工程兵一样，干基建活、修建各种生活设施、建筑各种规模的试验工号。
他说，那时候，我们为了抢工期，干起活来你追我赶，工地的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着班与班、组与组之间的挑战应战书，那干劲甭提有多足了。
到了晚上，工地上还是人声鼎沸、灯火如昼。那时施工连个搅拌机也没有，全靠人力搅拌，人工一筐一筐往上抬混凝土……
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日子，陪伴着赵老度过了半辈子。
“看到现在马兰鳞次栉比的一座座建筑，我就想呀，这里面一砖一石都是我和战友们亲手建起来的，心里就高兴，就自豪，虽然当了一辈子兵，没摸过枪，没打过炮，可那原子弹造出来也有自己的一份心血呀，心里就觉得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不亏，不亏呀！”
 

之九：受江主席接见的老军工

没到马兰前，同许多人一样?在我们的印象里，戈壁大漠里所发生的一个个壮举，似乎仅仅是科学家、将军和广大官兵们创造的。可是，当我们见到王成富老人时，才清楚在这片升腾起蘑菇云也升腾起民族尊严的热土上，还有成千上万名军工。
４０多年来，他们各部队在荒原上艰苦奋斗，创造的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就震撼了世界，而他们自己却一直甘愿默默无闻。
当年，他们悄悄地走向戈壁，走进沙漠，没有人欢送他们，因为保密，蛰伏大漠４０余载；而今，他们中的不少人仍没有走出戈壁。

我和江主席坐一排

王成富就是他们中的一位——获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４次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至今仍然留守在大漠的老军工。
１１月２９日晚，我们一行在基地同志的陪同下，夜访了王成富老人。

王成富四次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冬夜的马兰，寒风刺骨。按王老电话中指明住址，军车在生活区转了几个弯，停在一条巷道上。巷道左边是几幢灯火通明的住宅楼，右边是一片黑乎乎的平房，不知哪间是王老家。
往王老家打个电话，一个老太太举着手电从平房里出来：“房子不好找，快进屋，老头子身体不好，没让他出来。”老太太热情地招呼我们，借着电筒的一束微光，我们随老太太钻进了漆黑的小巷。拐进一个小院，两间陈旧的小屋透着昏黄的灯光。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屋里迎出来，把我们带进客厅。客厅不到１０平方米，除了１个长沙发，１张桌子４把椅子再没有像样的家具。我们一下进来了６个人，房间里顿时显得拥挤起来。
房里正墙上挂着两幅醒目的合影照片。
我们近前仔细观看，一幅是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４日拍摄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接见国防科委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代表”，第一排正中坐着一身戎装的江泽民主席。
见我们对照片感兴趣，老太太走近用手指着照片，自豪地说，你们往右看，我们老头子跟江主席坐在一排哩！
在照片第一排右边上，果然有王成富老人。在这张“将星”云集的照片里，没穿军装的王老，很是显眼。
另一幅是摄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庆祝基地成立２５周年大会首长接见参加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任务尚在基地同志合影”，照片正中坐着张爱萍将军、张蕴钰将军、程开甲院士等领导，他们的身后是老战士、老军工，王老就在其中。
王老随后拿出一张１９９５年全国劳模大会代表合影。他是马兰基地惟一的一位特邀代表。

没有亲眼看见蘑菇云

这样一名功勋卓著的劳模，必然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然而，事实却与我们的想象相反。
“我是个老‘兵’，在军营里摔打了４０年，可惜只穿过３年军装；我与核试验打了３０多年交道，却没有亲眼看过蘑菇云升腾的壮观场面，这是一辈子的遗憾！”王老的一席话令我们出乎意料。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钣金工，抡了一辈子的铁锤，部队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我很感激。”王老缓缓叙述中开启了那段尘封的记忆：
我老家在江苏句容，从小失去了父母，是靠惟一的哥哥带着吃村子里的百家饭长大的。１９５６年，我参军到了辽宁，是工程兵，修建国防工程。那年我刚满１８岁。
１９５９年４月，部队动员进疆，听说是执行新任务，加上当时对每个人的政审都特别严格，我们都纷纷向组织上写了书面申请和保证。
我印象最深的是，同班一个战友为了能参加新任务，熬了大半夜给党支部写了一首诗表决心，然后躺在床上念给我们听，我记得头两句是“革命战士意志强，不怕西北多荒凉”。
我随部队进疆到了吐鲁番，下了汽车徒步行军走到托克逊。部队在托克逊休整了几天，就开进了罗布泊。

“我愿留队”一干就是４０年

在马兰干了１年，王老就面临着退伍。因为根据试验任务的需要，服役期满的老战士，就要脱下军装，一部分复员返乡，一部分留下来改为军工。
“我作为服役３年的老兵，平生第一次心里有了不平静。说句实话，面对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我也清楚留下来没啥福可享。我也不是怕苦，从小就是苦水泡大的，我最牵挂的是病在床上没人照顾的哥哥，是走是留，在我心里考虑了很长时间。那时，我正在基地工程部下属的加工厂学木工。试验区急需加工木料，人手少，任务重，时间赶得紧，看到大家都在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我最后下定了决心，继续留下来干。
“自己没啥文化，也说不出啥大道理，在给单位写申请书时，就写了四个字：“我愿留队。”
王老没想到，就这么简单的４个字，将他这个钣金工的命运和核武器试验这项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服役期满的老兵纷纷要求超期服役，继续为基地做贡献

同王成富一样，一大批老战士在一声令下就地脱下军装，成为默默无闻的军工。也就在这一年，从全国各地选调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奔赴马兰，加入了军工的行列，干起了普普通通的木工、车工、钳工、泥瓦工等技术活，砌起了核试验伟大工程的基石。

铁皮墙搞改革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那年夏天，我和修配厂钣金组的其他同志一起乘大卡车来到试验场区的爆心，在距离那个“大铁架子”（托起原子弹的铁塔架）不远的地方，给地下工号钉铁皮。
啥是“工号”？其实就是爆心建筑的各种大小不一的房子，有楼房，也有平房，有地上的，有地下的，这都是原子弹爆炸试验用的效应物，以测试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根据效应物防辐射的需要，有的工号里要贴大理石，有的则需要贴白铁皮。
早上８点上班，夜里２点下班，白天场区天气酷热，窝在工号里钉铁皮，背心都变硬了，全是一层白碱。
那时啥也不知道，也不允许问，领导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也没时间细琢磨，光知道一心一意把任务做好。
刚到场区时，都用老办法把一张一张铁皮贴在墙上，然后焊接。干了快两个星期才贴完一个房间的面积。我当时是班长，心里着急，这样干下去，任务根本没法按期完成。
我想了个办法，将十张八张铁皮在地上卷边咬在一起，全焊好，然后１０个人一齐动手，把铁皮一次全贴在墙上，再将衔接处咬一个缝，再用钉子钉。通过这么一改，一个工号只需两天半，而且既整齐又好看。
提起工号贴铁皮工艺的小改革，王老感到很得意，正是大家千方百计赶工期，才保证了核试验如期进行。

龙卷风让我“坐飞机”

王老贴铁皮也遭遇了一次惊险的经历。
６月的戈壁，热得人受不了，连喘气都困难，大家全身脱得只剩个大裤衩。
他回忆道：“有一天吃完午饭，我实在憋得难受，心想房顶透风凉快，于是就爬到了工号顶上。可没想到房顶的铁皮被太阳暴晒，烫得人脚板站不住，刚想朝下走，看见不远处一股黄风打着旋儿朝工号卷来，恐慌中也顾不得铁皮灼烫，双眼一闭就趴了下去。
“疯狂的龙卷风把钉在一起的５０张铁皮像乱树叶一般掀起，从工号顶部飘移了几十米才落在戈壁上。风过后，战友们都匆匆地从工号里出来，看见我还紧紧地趴在远处的铁皮上，身体安然无恙，开玩笑说，成富，你的福气真不小，坐了回土飞机。幸亏我趴下快，要不就被龙卷风刮到楼兰古城去了。
“大家将我扶下铁皮时，我感到肚皮、大腿生痛，仔细看时，才发觉全身紧贴铁皮的地方已生出了许多血泡。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到场区执行任务，我就格外小心。”

一忽悠终身憾

在核试验场区一线工作，惊险的事情常常发生。王老感慨地说：“想起在核试验区牺牲的战友，我算是幸运的。他们中有的同志没等到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就永远地躺在了荒漠上。
“那是个不幸的夏夜，戈壁滩欲开挖一口深达数百米的竖井。当起重机的吊臂将挺杆吊离地面时，突然出现了偏差，起重机的钢丝绳必须重新调整。
“两名新战士准备爬杆作业：‘上面有危险，让我来！’专业军士谢德成说完就攀上挺杆。狂风肆虐，黄沙漫卷，谢德成小心翼翼地作业，突然，悬吊挺杆的钢丝绳断了……
“那一天，正好是老谢女儿一周岁的生日，我们一起作业的战友们为他在戈壁滩举行了简单的葬礼，从此，他永远留在了罗布泊！”
老谢牺牲后的第二年，第一口核试验竖井在罗布泊建成。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国第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成功，我们带着酒到老谢的坟头给他敬酒。我说，老谢呀，竖井试验成功了，你可以安安心心地去了！
王老说，像老谢这样默默牺牲的军工还有很多。我们就是给原子弹做“窝”的，从１９６７年转入地下核试验以后，我们先后去平洞里干过回填，竖井里抱过风钻。
“窝”做好了（地下核试验中，平洞和竖井都是用来安放原子弹的）地下核试验成功了，我们又开始为下一次试验做“窝”，却一次也没亲眼见过原子弹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我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到现在我都不清楚经过我们亲手密封加固的地下工号到底派上了多大用场。”王老遗憾地说。
他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那次核导弹试验，从酒泉发射的核导弹在罗布泊命中目标。
“试验一大早，我悄悄和几个老师傅骑车爬到水泥厂后面的坡上，等候那朵想了多年的蘑菇云。
“从太阳升起到日落西山，口袋里的两包烟都抽完了，肚子饿得前心贴后背，可离得太远啥也没看见。晚上，回家还挨了老伴一顿嗔怪。”
“现在，上小学的孙女常问我：‘爷爷，你见过蘑菇云吗？原子弹爆炸啥样？’”
我说：“跟电视上演的一样。”我不敢骗孙女，怕说错了，孩子笑话。

１１枚军功章

王老就这样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在罗布泊苦干了几十年，他一生的荣誉包在一个落满了灰尘的小布兜里。
王老小心翼翼地挨个取出布兜里的小锦盒，一一摊在小桌子上，每打开一个锦盒，就有一枚奖章闪闪发亮。
有“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奖章”、“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生产能手奖章”等等，仅“三等功”的军功章就有１１枚。
每一枚奖章，都是血汗的结晶，必然有一段生死考验的经历，但对奖章背后的故事，王老不愿谈，只是愧疚地说，作为核试验基地的普通军人，取得这么多荣誉，还受到江主席等领导的接见，想想这些，就觉得一辈子没白活，在戈壁滩４０年，值得！可就是亏了老婆和孩子呀！
如今，正如马兰大部分老军工一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王老的两个儿女都在马兰基地从事普通的技术和服务工作，生活也很拮据，大儿子一家三口至今还和父母住在平房院里。
告别王老，已是繁星满天。
 

之十：原子弹的孵化器

马兰驻地百姓大都知晓“将军楼”。他们说，那音克乡的牧民人均住宅面积是全疆甚至全国最高的，牧民家家都有一幢楼。
“将军楼”是基地机关和研究所留下的，因从这里走出了８位院士和２９位科技将军而得名。机关和研究所１９８７年迁走后，山上的牧民就在将军楼定居了。
马兰人管那音克乡叫红山村，红山曾是中国核试验基地的指挥中心。过去这里是军事禁区。神秘而不为外人所知。
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在这个山沟沟里的核试验研究所和加工厂苦干了２０多年，用最古老的生产方式为最尖端的核试验制造高精密的仪器设备。
追寻当年工人们西进的路程，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我们一行驱车前往那音克乡——红山村。
汽车颠簸在崎岖的山道上，远远的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铁架子，这是电影《横空出世》的道具，模仿基地厂区（试验区）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架放原子弹的铁塔。
汽车钻进了山窝窝里，绕过几道弯，进了一片开阔地。
乡村静悄悄的，地里一排排光秃秃的葵花秆子站在风中。远山上的石头在太阳的照射下变成一种浅褐色，是红的，放眼望去，整个山红彤彤的，这可能就是红山名称最初的由来。
与别的乡村不同，这里很少见到农家小院，地埂边都是一排排二层楼、三层楼的营房，时而可见楼前有马圈、羊圈。

昔日将军楼，今日牧民定居点

这里遗留着将军楼、专家楼、实验室、地下通道以及水库等旧址。营房墙上历经风雨洗刷的标语依稀可辨。充满了过去年代的痕迹。
并不是所有的营房都有牧民居住，不少靠近山坡的营房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在路边，我们看到几排低矮又不规则的平房，那是不喜欢住楼房的村民，就地拆楼取材盖起的。

婚前整菜地垒鸡圈

老军工鲁红斌曾在红山村生活了２０多年，我们采访他时，他向我们谈起红山村生活的往事，那点点滴滴的情景在记者踏上这片土地时变得清晰起来。
核试验加工厂组建于１９６４年初，当时为满足核试验长久需要，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一声令下，国家１７个部委的直属厂矿家家开放绿灯，将数百名优秀技术工人迅速从全国各地云集到北京东郊外国语学院驻地的定福庄。
１９６６年６月，试验加工厂研究所一同迁往新疆。鲁红斌师傅也是那一年随部队进了红山村。
说起当年的生活，鲁老感叹，几百户人家乍一来到这荒山脚下安家落户，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孤零零的一个村落，白手创业，能不苦吗？
另外，让人最受不了的是饭菜的老三样：土豆、白菜和大葱，红山顶上一年四季白雪皑皑，老三样从年头吃到年尾。
苦跟谁说去？一切还得自己创造！
在红山，家家户户都有菜地、鸡圈和菜窖。那时，年轻人结婚前，往往不是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而是先整菜地再挖菜窖，还要把鸡圈垒好。
可刚来那几年，正遇上“文革”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红山种菜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把石头搬一搬，挪挪窝，弄点土一垫，就撒点白菜籽什么的，有的家属还悄悄地找当地人，用军装换点韭菜籽……谁要回家探亲，就让人家从内地带点菜籽，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就都种上了。
菜丰收了，吃不完，就在屋后挖个菜窖，两米深，２０来平方米，冬夏储菜，放一星期吃都很新鲜。
为了积肥种菜，改善生活，工人师傅们就跑几十公里路砍来一捆捆树枝，在菜地边扎成篱笆，盖起了鸡圈，养起了小鸡。
回顾那段艰难的日子，老鲁说，那时候在红山尽管生活那么苦，一天到晚工作都安排得很满，心里总装着一个念头：我们是来搞原子弹试验的。“一切为了科研和试验。”这个念头支撑着我们，在那里生活和奋斗，也就乐在其中了！
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来的毕竟是一张图纸，只有加工成实物才能用。每次试验任务一来，只要一拿到图纸，马上就组织生产。但刚来红山那阵子，什么都是靠自己动手，大机床，小机床，轻的几吨十几吨，重的几十吨，没有安装队，都是自己来。
过去，把一种活交给一个工人，干不了就现学、现琢磨，干不了也得干。只要一听到是场区试验任务需要的，就认为是命令，就马上意识到那是爆炸原子弹需要的，就自然而然地把手中的每个活都紧紧地和原子弹联系在一起，从不含糊。
同我们采访的其他老军工一样，老师傅们只要一谈起工作，一谈起核试验，那情绪就格外高涨，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已经与核试验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齿条故障上演惊魂三投

据基地同志回忆，一次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核试验，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着轰炸机飞到了核试验场预定地域上空。本来，一按电钮，投弹指令一下，先是红灯一亮，然后绿灯再亮，这就表示开始投弹。与此同时，挂着原子弹的齿条带动齿轮，一滑，原子弹就应该投下来。结果齿轮拉到了头，原子弹却没有投下。杨国祥驾驶飞机飞离场区，转了一圈，又飞回场区，再拉一次齿条，还是没有投下来。再飞，飞机就没油了，只好返回着陆。
此时，整个马兰已经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事后，专家一检查，发现问题在挂钩上。这种原子弹是挂钩式的，不是磁铁吸的，由于齿条的长度不够，齿条挂到底了，钩还脱不了，所以没有投下来。
接受任务后，红山核试验加工厂的师傅连夜赶制新齿条，直到第二天加工完成，才离开车床。换上新齿条，第三次投掷试验成功了。
“那一刻，看到试验成功了，比我们自己上天投弹还高兴！”老鲁自豪地说。

核试验加工厂的工人师傅们开展劳动竞赛

在群山环绕、与世隔绝的红山村，除了加工核试验仪器的工人师傅们，还有一批不为人知的科技专家，他们中不少人是从国外知名大学学成归国的科学家，为了核事业，突然在熟识的科学领域消失了，一头扎进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２０多年，在核试验研究所默默地孕育原子弹。
从马兰和红山，走出了８位院士和２９位科技将军。
“两弹功勋”程开甲院士就是红山村的村民。进村之前，他是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走进马兰、走进红山村后，他将后半生奉献给了大漠。
红山村的“村民”们，时常可以看见他和老伴的身影。
据基地同志介绍，那时却连一个计算器也没有，程老只好在试验室的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他喜欢听交响乐，当时甚至没有一个砖头大的录音机；他那年近花甲的老伴每天穿着带补丁的旧军服，扛着铁锹和随军家属们一起去拾粪开荒，播种土豆和大白菜……”
作为中国核事业的一位开创者，程开甲在核试验研究所工作了２０多年，带领科技人员在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导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平洞、首次竖井等几十次核试验中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将军楼欲成活教材

在基地同志陪同下，我们一行找到了当年程开甲院士工作过的核试验研究所旧址——几栋破旧的楼。然而一扇铁门把我们挡在了门外。“某县优秀旅游单位”的铜匾挂在门前，墙边的宣传栏写着“欢迎您到金斯特旅游区，这里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最大的蒙古包……”
牧民说，当地政府已经把这里开辟成旅游度假区，夏天有不少游客。据说，地方政府欲投资把将军楼建成国防教育基地，保留核研究所旧貌，利用原子弹试验研究所遗址来吸引青少年及国内外的游客。
告别红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回望破败的“将军楼”，心中又充满忧虑。如果，红山真的能建成国防教育基地，展示一代代马兰人扎根大漠铸造核盾的伟大事迹和奉献精神，将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从2005年4月10日起，马兰基地被列为新疆红色旅游景区向游客开放。 我们获知此消息，感到由衷的振奋。

之十一：大漠丰碑 不朽军魂

“他们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靠着对国防科技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有的在试验现场壮烈牺牲，有的在建设基地中以身殉职，有的在抢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中英勇捐躯，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积劳成疾，悄然逝去，还有为支持这项事业而栖息在这里的父老妻儿……
“他们曾参与创造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已为后来者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英名将彪炳史册，久仰后人！
“让我们记住那个年代，记住长眠在这里的人们！
“为中国核试验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是镌刻在马兰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座上的文字。这些文字浸透着马兰人缅怀英烈的一腔热血和前赴后继的满腔豪情。

２８２位英灵铸无言墓碑

陵园松柏吐翠，纪念碑庄严肃穆。站在碑前，读着悲壮的碑文，胸中激荡着英雄气、儿女情。
这是一座独特的碑，碑呈“Ｈ”型，是“核”字的拼音缩写，碑高２１米。
这是一座伟大的碑，２８２位沉寂的英灵，他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一方墓碑只留下了英雄的名字。

雄伟的马兰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

与英雄朝夕相伴的除了常青的松柏，还有守陵人鲁红斌老人，一个有着３０多年军龄的老战士，１９６４年从山东泰安入伍到基地，当了一辈子炊事兵。
陵园一侧的值班室就成了鲁老的家。
鲁老说，一辈子呆在罗布泊，习惯了，不愿回山东老家了。陪着这些牺牲的战友，每天起来看看他们，给树浇浇水，剪剪枝，想想过去的事情，一天过得挺踏实，要是哪天让我离开这陵园，还真舍不得。
鲁老说，守陵是光荣的差事，不是谁都有资格陪伴牺牲的英雄。１９９８年陵园建成后，许多基地退休的老干部、老军工、老军人都要求来守陵。最后，基地的王政委对我说，还是你去吧，你和他们最有感情，你去我们放心。
鲁老说这话时，一脸的幸福与自豪。

老政委魂归大漠

长眠在这里的，有鲁老相伴了十多年的老伙计胡若嘏。
胡若嘏是核试验基地的元老之一，历任国防科委二局（核武器局）局长、核试验基地政委等要职。?
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研制试验、导弹核武器试验和地下核试验。１９９７年逝世后，骨灰从北京迁入了马兰，完成了“魂归大漠”的心愿。
鲁老深情地回忆起老伙计的音容笑貌：我和老胡上世纪７０年代一起住在红山村，虽说他是政委，我是机关的炊事兵，可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了，没有上下级的拘束。
记得１９８４年的一个晚上，我俩在一起聊天。那时老胡说，百年之后就留到这里。１９９８年烈士陵园建成后，老政委已经去世一年了，他的爱人、子女按他生前的遗愿，把骨灰送到马兰。

鲁红斌讲述老政委的故事

基地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老政委的骨灰请进了陵园。
那天，我抱着黄绸子包着的骨灰盒说，老伙计，我们又见面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
鲁老说着有些哽咽，记者深感一个将军和普通士兵之间的深情厚意。
在胡若嘏的家人致核试验基地党委的一封信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一个老将军对核事业深深的热爱，对这片热土不舍的眷恋。
信中说：“若嘏同志生前曾有诗句‘惟愿天山上九重’，他对马兰、对罗布泊、对核武器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家人考虑，希望能够把若嘏同志的骨灰安放在烈士陵园中，请他回到为基地牺牲的战士们中间，长眠在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土地上，‘落红化土腴桑田’，永远和马兰人在一起。”
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核试验基地的纪念馆里。

“文革”阴云笼罩氢弹

“老政委一生的心血都凝聚在核武器研制上，为了核试验没少遭罪啊！”站在老政委的墓碑前，鲁老不胜感慨地说。
“老政委一生中担子最重的是氢弹试验任务。那阵子正是‘文革’搞得最凶的时候，科研专家一边忍受着批斗，一边还要搞核试验，一点不敢马虎，更不能耽搁。老政委作为研制氢弹的主要领导之一，可是操碎了心啊！”
在鲁老对老政委的缅怀和思念中，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在基地查找了相关史料，印证了这段史实。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核武器研究所制定了“１１００”计划，即一次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ＴＮＴ当量不少于１００万吨的氢弹。
时任国防科委二局局长的胡若嘏与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吴际霖、国防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在青海湖畔核武器研制基地组织专家多次研究论证，确认了核物理学家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
正当科技人员在氢弹攻关中忘我拼搏之时，“文革”的劫难开始了。
一夜之间，核武器研究所的大楼灰砖墙上和走廊内，糊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周光召、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等一批科学家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冲击。
危急时刻，聂荣臻元帅紧急下令，派兵把守研究所宿舍区大院，任何外人不得进入；周恩来总理指示，一些从事机密工作的专家，名字不能上大字报，从而使试验基地的形势基本保持了稳定。
氢弹原理试验用的铁塔是华北金属结构厂加工的，“文革”闹得这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周总理在一次专委会上说：“胡若嘏，你去把问题解决了。”
胡若嘏等人刚走进工厂生产办公室，就有七八个神气十足的小伙子围上来，声称他们是“造反派”，百十个手持小红旗的人拥了过来，胡若嘏和工作人员被他们围住，工人们叫嚷着要批斗技术骨干。
很快周总理也知道了这事，指示工厂要尽快把塔架加工出来。随后，胡若嘏召集工厂有关人员宣读了周总理的５条指示：解放军驻厂参加工作；解放军不准参加工人运动；参加塔架加工工作的人员每人发一证件才能进出车间；划出加工办公室，无关人员不准入内；工厂必须按时完成加工任务，不得延误。最终在胡若嘏亲自督导下，华北金属结构厂提前３天完成了加工任务。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氢弹空投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但到了１９６７年初，局势日益动乱。在一次讨论氢弹试验的专委会上，工作人员在周总理面前铺开的一张图纸，左上角印着毛主席像，右上角印着“最高指示”。
周总理一看便皱起了眉头，对胡若嘏严肃地说：“这样把主席的像铺在地上，我的心里很不安。怎么你们也搞这一套啊？图纸就是图纸嘛，把主席印到这上面，不严肃嘛，如果谁不小心撕破了，滴上点墨水，不就又说不清了，又是一个政治事件了？”
胡若嘏说：“这地图是上面搞的，我拿回来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主席亲审氢弹《新闻公报》

据基地同志讲，１９６７年２月，作为氢弹核试验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聂荣臻元帅被攻击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即使这样，氢弹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在聂帅的支持下，仍紧张、艰难地进行着。
同时，预防试验意外的紧急安全防护工作也在秘密进行。氢弹爆炸的前半个月，兰州军区在敦煌等地区开设了指挥所，统一组织指挥甘肃、陕西、宁夏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
为了紧急疏散居民，铁道部组织４列火车，在试验“零”时前在玉门——哈密区间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抽调３００余辆汽车集结在敦煌地区待命；卫生部、总后勤部抽调５０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赶赴敦煌、安西、柳园地区。
氢弹核试验“零”时定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上午８时整，聂帅亲临场区指挥，正在乌鲁木齐受到冲击的王恩茂也被连夜接到了罗布泊观看试验。
第二天却出现了意外，承担空投任务的飞机在报时令响后，仍在空中盘旋，氢弹没有如期投下。
这架飞机负责投弹的机长徐克江事后分析原因说，由于当时机组人员心情比较紧张，加上机械故障，氢弹没能在预定的零时投下……
电波传到中南海，周总理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再次投弹，氢弹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一声巨响，升腾起白色的蘑菇云，突然间强烈的白光亮彻天宇，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
这时，各种速报数据源源不断地向指挥所传来，当聂帅得知这次试验当量不少于３００万吨时激动地说：“３００万吨，够了，够了！”
正在北京焦急等候试验结果的胡若嘏接到基地的喜讯，连夜会同有关人员起草了《新闻公报》。
当晚１１时３０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飞向全球：在两年８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５次核试验之后，今天，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鲁老回忆，胡若嘏生前谈起氢弹研制的艰难历程时曾感慨万分地说：“当时如果不抢时间，不努力去干，恐怕就让‘文革’给耽误了啊！”
原子弹和氢弹相继试验成功，彻底打破了美苏列强的核垄断。在以后的近３０年里，胡若嘏再次站在核试验的最前沿，多次参与领导了地下核试验。
“老政委的一生，只讲奋斗，只是奉献，就没享啥福……离休回到北京还惦记着马兰的工作，总想再回马兰看看，谁想到……现在，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鲁老再次哽咽了。

一座墓碑诉一段感人事

在老政委的身旁，朝夕相伴的是为核试验牺牲的烈士们。
“当兵意味着奉献，在罗布泊当兵就意味着要牺牲。在这些牺牲的烈士中有的是才入伍的新兵，有的是半辈子窝在沙漠里的老战士，他们可能连原子弹、蘑菇云都没见过，就牺牲了。１９９７年筹建烈士陵园时，基地的官兵们踏遍了大漠，把埋葬在罗布泊的烈士遗骨迁入了陵园，让他们也在这里安息。”鲁老感慨地说。

每一座墓碑，都诉说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一个如血的黄昏，爆破战士刘海林，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毅然走向哑炮群。第一颗排除了，他向战友们挥挥手，让他们伏在路边不要动；第二颗排除了，他又挥了挥手；第三次，他还没来得及做任何手势，一声沉闷的巨响，尘土骤然腾起……
战友们呼喊着他的名字，冲上前去只看到在３０多米高空飘荡的一块红布，那是刘海林最爱穿的红背心。
战士们将鞋带、碎衣片和能找到的碎骨捡到一起，只有１７公斤。一套崭新的军装、一顶庄严的军帽和他的骸骨装进了空荡荡的棺材里。烈士走了，他只有１９岁……
新兵蒋才全像往常一样，穿好防水衣，戴上安全帽，坐着吊罐下井，突然吊罐与井壁意外碰撞，脱钩了，蒋才全没来得及喊一声，便摔了下去，坠入井底。此时，他的兵龄还不足１８０天，连一张穿军装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还有更多的英雄，默默地奋斗、静悄悄地牺牲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

之十二：马兰文化：精神核心

如同《论语》惟有留书曲阜孔林方能彰显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孙子兵法》只有在马兰立碑铭刻，才最有资格诠释兵法之精髓：武为止戈，以核制核。
雄伟壮观的“孙子兵法墙”在马兰落成，２５０米长的石墙上刻下了《孙子兵法》１３篇，洋洋千言，行草气势如虹，字字遒劲有力，如虎踞龙盘，如万马奔腾，如将军擂鼓，如战士冲锋……读罢全文淋漓酣畅、热血沸腾。
《孙子兵法》１３篇行草的书写者是基地政委王振荣少将，刻字入石的是基地的１０位战士，刀落处字字风骨、气势张扬不羁。

马兰首推《孙子兵法》

基地王振荣政委接受我们采访时饱含激情地说，旧中国百姓受到的战争伤害太惨重，和平对他们是梦寐以求的奢望。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受到美、苏赤裸裸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要想挺起腰杆子，就必须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杀手锏”，以核制核。
刻下《孙子兵法》就是要告诫基地的官兵们，永远牢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祖国的和平，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要牢记周恩来总理的话，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

马兰基地与江苏省面积相当，地处罗布泊西端。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兰基地成为我国核试验基地，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40多年来,在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马兰基地从无到有，从荒凉的戈壁滩起步，逐步发展成为有综合试验能力的现代化试验基地。
战斗在这里的一代又一代马兰人，怀着对祖国的满腔赤诚，顶风沙，斗寒暑，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放弃国外或内地舒适的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投身到这默默无闻的秘密工作之中，研制试验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仅仅在2年8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了。老一辈“马兰人”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风采。

但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从事核试验，没有文化，没有忠诚祖国和忠诚国防事业的精神支柱，一天也干不下去。“孙子兵法墙”就是一面砺志墙，传承和发扬伟大的马兰精神。
其实，“孙子兵法墙”只是马兰文化的一个缩影。在马兰基地，一草一木都蕴涵着文化：文化休闲广场、千米文化长廊，各种体育场馆和文化场所一应俱全，连大漠深处的各个哨所都陈列着战士们制作的根雕作品。

当年，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创业者走进这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时，人类的文明已经在这里中断了上千年；而今，一代代马兰人扎根大漠，不仅创造了物质的原子弹，还创造了精神的原子弹。

马兰诗派军旅奇葩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长诗《罗布泊之声》首发仪式暨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罗布泊之声》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时代放歌奖”，与会诗人、学者好评如潮。
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著名诗歌评论家张同吾评价：全景式描绘了核试验基地从创业到发展的历史画卷，表现出中华民族崭新的时代风貌和激昂的进取精神，从领袖们的英明决策到官兵们的坚忍不拔，从两弹元勋的大智大勇到海外学子的魂系故园，都写得情酣墨饱。
此前，在１９９９年的“神剑杯”诗歌颁奖大会上，１００多位马兰军人写了１０００多首诗，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一、二、三等奖，《诗刊》杂志社副主编叶延滨惊呼“马兰诗歌现象”。
军旅文坛有一群马兰作家，马兰先后产生了数十位军内外有影响的作家，创作出版了获“五个一”工程奖的《东方巨响》和《大漠丰碑》、《农家军歌》等４０余部小说、剧本和报告文学。著名军旅作家彭继超、陈怀国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马兰草》获第二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据此拍摄的电影《横空出世》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华表奖和金鸡奖。

马兰文化精神支柱

冬日的午后，在马兰招待所，我们见到了长诗《罗布泊之声》的作者杨万勇先生，向他探询了缘由。
杨万勇诚挚地说，在罗布泊当兵，实在是我的福分，正是因为这份事业的伟大，才成就了基地的作家、诗人。一批又一批马兰士兵能够拿起笔书写这段辉煌的历程，并最终走向全国的文坛、诗坛。
其实，马兰的第一首诗孕育在原子弹爆炸那一刻，写诗的传统源于将军的一道命令……
“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立龙，飞笑触山崩。呼成功，唤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蕴钰将军慷慨赋词。振奋人心的诗句传遍了罗布泊大漠，此时，核试验指挥部下发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的第一份通知——号召广大官兵写诗。
歌唱祖国，讴歌核试验事业的马兰文化的音符就这样奏响了，她像马兰人的血脉一般，开始注入这荒芜的土地。
张爱萍将军创作的歌曲《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是早期马兰文化的代表，歌词写道：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任凭天云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
这首马兰人人会唱的战斗歌曲在火红的上世纪６０年代激励着官兵们在荒漠中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在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这首歌就是打夯的号子；在走向核试验场区的路上，这首歌就是进军的鼓点；在庆功晚会上，这首歌又是激励官兵们夺取更大胜利的号角……
历任基地领导以强烈的文化意识和开拓精神，身体力行推进马兰文化建设。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是一位将军诗人，出版了《戈壁言情》、《初征路》等好几本诗集，还常常在核试验现场写诗填词激励官兵斗志。
基地原政委胡若嘏有很深的古诗词造诣，出版了诗集《春雷颂》，他在任期间大力扶持基地文学刊物《春雷文艺》，培养了大批文学爱好者。
现任政委王振荣擅长诗词和书法，创作的书法作品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历任领导的率先垂范，感染和影响着马兰人，从将军到士兵，从职工到家属，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多种文化形式。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马兰文化走向空前的繁荣。

为一个哨兵专场表演

在这生命的荒漠里，文化的种子始终没有停止传播，像红柳、像沙棘，深深扎根在官兵们的苦乐年华里。
在马兰基地的历史展览馆里，我们见到一根磨得光亮亮的扁担，像是漆过一样。基地陪同同志笑着说，可别小看这根旧扁担，扁担挑起的书店可是那个年代战士们吸取知识的惟一源泉。
基地现在的新华书店前身就是享誉罗布泊的“扁担书店”。书店最初创办在牧民遗留下的一半人深的地窖里，由于基地场区内外几百个营区高度分散，书店的经理杨应乾从戈壁滩上砍来一根红柳棒做成扁担，挑着两个书箱就出发了，他每天步行几十公里，踏遍了马兰的沟沟坎坎。战士们一见老远就喊：“老杨的扁担书店来喽！”呼啦一下全都围上来。
同书店进大漠一样，基地春雷文工团的文艺兵们每年都把精心排练的节目送到哨所的每一位战士心中。
有一次，在一个只有一个战士和一只大黄狗驻守的哨所，文艺兵们步行十几里路赶到那里，一口气表演了十几个节目。一大批表现战士生活的文艺节目诞生了，以地下平洞试验、战士事迹为题材的舞蹈节目，深受基地官兵的欢迎。

家门上含泪贴对联

马兰人有着撰写楹联的传统，在核试验的工地上、在战士俱乐部的大门上、在高高竖起的塔架上、在花岗岩的洞口边，记者看到到处贴着官兵自己书写的楹联，细读这些楹联，大多感情外露、棱角分明，充满阳刚之气：
无私奉献，任重道远，惊雷抖擞壮士志；
戈壁为家，碧血丹心，漠风谱写创业诗。

三年掘洞四年成井，来有乐章去有乐章皆为我谱写；
二月进场十月出山，进无绿色出无绿色常驻我心中。

踏遍数万方公里，泉仅四眼；
度过三十余春秋，心赤万颗。

有一副对联在马兰流传了几十年：
举杯邀月，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
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横批是：忠孝难两全。
这副对联还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１９９４年１月，某团专业军士涂庆荣忽然收到一封电报：父肝癌晚期，速回。
赶到家中，涂庆荣惊呆了，父亲住院，母亲患肺气肿躺在家中，妻子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家里，忙得眼窝深陷。涂庆荣每天忙里忙外，尽量减轻妻子身上的担子。可没过多久，核试验场区紧急施工，部队来电报催回。
涂庆荣知道，自己是技术骨干，岗位需要他啊！白天他几次张口想向家人提归队的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夜里辗转难眠，他想到基地这副对联。
第二天，他瞒着妻子将对联写好，含泪贴在家门上，匆匆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近十年过去了，每次探家，涂庆荣都要把这副对联写上一遍，放在父亲灵位两侧，然后长跪不起。

留心亭、乐雅斋、爱家园

汽车载着我们行驶在茫茫戈壁，视野里的绿色消失了。昏昏然在一个哨所前，眼前竟出现一排塔松。
“那是人造树！”基地陪同同志解释说，哨所周围都是盐碱地，官兵们挖来花草树木，移来泥土，恶劣的环境却始终不让一丝绿色停留在这里。
官兵们没有气馁，从戈壁滩上打来麻黄草，到旧营区找到木条，在哨所前的土埂上栽人造树。他们把木桩打到土埂上，将麻黄草、红柳枝一把一把地用细铁丝扎在木桩上，最后喷上绿漆，就这样一棵棵、一排排看起来栩栩如生的人造树傲然挺立在大漠之上。
“你们可能理解不了，战士们对绿色的渴望。有一个战士独自守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哨所，三年后复员回到马兰生活区，抱着一棵白杨树失声痛哭……”基地陪同同志说。
军营途经一座山时，官兵们称这座山为“爱国山”。“原来是座荒山，老兵们在山上用石子拼成了国旗图案，战士们就亲切地称这座山为‘爱国山’。山后哨所的士兵换了一茬又一茬，‘爱国山’变成了一个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每逢新兵下连，老兵退役，均要在‘爱国山’前宣誓表决心。”基地陪同同志说。


车行到大漠腹地，就到了罗布泊第一哨——辛格尔哨所。哨所的旁边有一间“乐雅斋”，有根雕、奇石、书画，都是战士们自己创作的；哨所的前方还有被称为“爱家园”的几分菜地……
在哨所里，哨兵们唱起了一首《战士与清泉》的歌曲。“清泉爱战士啊，战士爱清泉，清泉和战士心呀心相连。同有纯净的心，同有明亮的眼，心系这片热土，胸怀祖国河山……”哨所班长胡照伟说，这首歌在辛格尔哨所被一代代战士传唱。

《红柳》报

同样代代相传是战士们所办的《红柳》报。在哨所文化室，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红柳》报让我们耳目一新，从《心语》到《老兵风采》，从《法律常识》到《时事政策》，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某团新闻干事汤敏清说，《红柳》报的文章大多出自官兵之手，许多战士通过《红柳》报这个课堂锻炼，文章在《巴音郭楞日报》、《新疆经济报》及军区内外的媒体上发表了。
《红柳》报伴随官兵们度过了难忘的军旅生活，每到退伍时，老兵们都要揣上一张《红柳》报，留作军旅生涯的永久纪念。
告别哨兵们的家，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用心爱着这个家，用心耕耘着大漠的文化。

马兰文化培育精神家园

在马兰的几天里，更深刻地感受到马兰的“现代化”。
马兰电视台——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惟一的军人电视台，电视台高高的电视发射塔原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的备用塔，电视台每天为基地官兵转播中央和地方４５套卫星节目以及马兰电视台自办的新闻、影视、教育三套节目，深受官兵们欢迎。马兰电视台拍摄的《罗布泊人》、《祖国在我心中》、《两弹元勋程开甲》等十多部纪录片在国内获得大奖。

更为可喜的是，基地还铺设了光缆，家家户户都可以用宽带上网了。基地还有健身房、卡拉ＯＫ厅、台球室、图书馆、保龄球馆……如今，官兵们在玩出快乐的同时，也玩出了健康，玩出了文化。
参观马兰公园，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座原子城气势磅礴、雄健阳刚之美。
 

公园正中是巨幅的沙滩地图，占地面积７３８平方米，已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站在祖国最大的沙滩地图前，海拔最高的珠峰和海拔最低的艾丁湖、天山、塔河、长江等名山大川尽收眼底。地图上方两侧是国旗、国徽图案和“祖国在我心中”６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烽火台、万里长城将沙盘地图紧紧相拥，象征着人民军队保卫国家主权和祖国领土完整的神圣职责。

地图西侧，是一组“两弹一星”雕塑群，高高耸立的是蓄势待发的火箭导弹，东侧是原子弹爆炸后烈焰翻滚的蘑菇云；正前方银光闪烁的圆球，则是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群塑西部有两座形态逼真的动物雕塑，一座是奋力拼搏的拓荒牛，一座是步履坚实的骆驼群，地面还有几只展翅欲飞的白鸽雕塑，象征着马兰人精神：踏踏实实、默默奉献、坚韧不拔、不畏险境、负重前行、捍卫和平。
基地陪同同志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夏天来，马兰会更热闹。夏日每当夜幕降临，基地群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马兰之夏”就拉开了序幕。广场总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官兵和家属们在这里自编、自导、自演，官兵、家属子女上台表演，和驻地单位共建演出，活动要持续半个月。
广袤的罗布泊曾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如今在“马兰文化”的培育下，已成为战士们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