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有一颗导弹，我先把富士康给炸了，如果我有一把枪，我就把富士康的高管们给毙了。”

      “富士康，你们就等着倒闭吧！”

      “恶毒的资本主义我们就应该再来一次革命！”

      这些诅咒，仿佛来自地狱深处，但却自由地存在于网络之中，某些人需要的或许就是这种声音。

      一个工人的死，大有成为烧毁富士康帝国的导火索之势。

      马向前，这个年轻生命的离去，当然会引起物伤其类的悲伤，这是人性的本能反应。人们渴望得到其死亡真相，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希望死者家属获得应有的赔偿。

      真相总是简单的，好像就躺在死者躺过的角落里。

      但警方为何迟迟难以给出结论呢？猝死还是被杀死，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明断。我不敢妄断，死者姐姐前后不同的说法，就是企图引导舆论达到使警方不敢下结论的目的，但显然这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相信这是警方不给说法的重要理由。

      一个猝死的结论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警方在踌躇。被杀死这种结论也难以轻易给出，如果可以，他们早就笑嘻嘻向全世界宣告了。

      凶手是谁？动机何在？警方难以“做实”一个凶杀或虐待致死的事实。这是他们真正的难处。

      真相有两种，一是自然存在的，一是在巨大压力下臆造的。某些时候，善良的人们宁可相信或者一定要相信一个臆造的真相。

      事情本来并不复杂，如果我们相信政府并且政府也及时负起责任的话。事实是，公权力似乎在等待时机，不愿意这么轻易出场。在他们的意识里，人是单位的所有格，死在那里其聘用单位应该着急，并妥善处置。富士康自感无力说服死者家属，便表明渴望政府介入，期望由此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而死者家属，一开始就不相信富士康观澜分厂华南培训部这个单位，在感觉无法指望政府给他们一个合乎情理的结论后，走上了媒体战之路。他们要借助舆论和民意，向富士康宣战。而且，要让其屈服。

      被动员起来的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死者家属。已经有人指出，在这场站队运动中，政治正确就是：劳工神圣，弱者有理。

      没有完美的企业，但媒体一直在塑造那样的偶像。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制造敌人，寻找敌人，这是媒体的生存之道。总有一些媒体热衷于扮演裁判者的角色，他们不相信企业，凡是企业员工和企业发生纠纷，那就一定是企业的问题；他们也不相信政府，预先设定政府与企业是穿一条裤子的，只有自己能主持正义，拯救无辜的羔羊——那些总被伤害的员工。本应促进公众相信法律和司法的公器，反而制造着对整个社会的怀疑。

      富士康为什么会成为敌人？有营销专家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它从不做广告，因而难以得到媒体的宠爱。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们误解了劳动的本义，把一个需要付出正常辛苦的行为诗意化，由此产生对企业的某种苛求。一些不能适应富士康准军事化管理、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人，通过口口相传或写文章披露，放大了企业压抑人性的一面。另外，一些带有猎奇眼光的记者，刻意渲染富士康的自杀他杀事件，臆想劳资冲突。再加上富士康老板低调的行事风格，他们对媒体的戒备与防范，使其领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外界以“紫禁城”加之于富士康园区便是最佳注脚。诸种合力，使其背上了“血汗工厂” 的恶名，一有事情，便陷入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自拔。

      死者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他身上的地域属性被媒体凸显出来。这个河南小伙子在死后得到了家乡媒体的特别关照。河南《东方今报》记者撰写的报道倾向性异常明显，在两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里，信息源大都出自死者姐姐之口——忽而称警方认定是刑事案件，忽而称尚未最后确定。而且，行文里刻意制造富士康不得人心的氛围，大张旗鼓调查该省深圳务工者的生存状态，公开呼吁在深圳的河南籍打工者支持死者姐姐。这已经超出记者的伦理底线了：以主持正义的姿态，挑起地域斗争。他们自以为如此便能博取道德制高点。

      这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要挟，挟所谓的民意以及可以大批量制造的民意，胁迫政府和企业低头，实现舆论霸权的利益诉求。这样的报道，被几十家网站转载，正好说明了媒体从业者职业操守和道德立场的真实状况。

      民粹主义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劳资对立。弱者似乎具有神圣感和道德赦免权。这是基于卢梭式平等观所生成的意识形态幻觉，也正演变成一种世界观。推倒重来的泼皮无赖式的流氓暴力主义基因，一有机会就会发飙，制造自己所需要的威慑力。

      目下中国，因为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失效，人们似乎获得了某种狂欢的权力。经由舆论与民意的发酵，往往能触发政府的互动，从而获得审判个别人事的主导权。这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政治进步的征兆，但他们忘记了，这种权力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被剥夺殆尽，能给你的，也就可以全部拿走。这种互动蜜月，很快就会结束，最终必须由一方主宰。一个甲子中国社会的演变，并没有产生包容的品性，蛮横的力量总希望独霸公共权力和公共空间，他们不愿接受容纳一个社会的反对力量，所采取的措施无一不是逼迫其铤而走险。在这种政治传统下，智力分子只能沦为看客，也只有成为看客才保有安全。民心浮动，大众沦为哄客，比看客还要可怕。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成为起哄的由头，经由不可控的神秘的传播，进而酿成事变。影响社会的正常进程。

      另一方面，这种民意与舆论共振所取得的战果，极易使民心骄横，企图替代司法行政的革命心态蠢蠢欲动——实际上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势力的崛起，这是中国最为可怕的迹象。在政府权力失效的地方，一定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兴风作浪，这对国家当然不是福音，对民众又何尝不是灾难呢？这些势力煽动以民意取代司法行政，骨子里却是唯我独尊的法西斯主义逻辑。每一个看似光明的民意后面，都藏有一个或一批企图支配社会进程的准法西斯分子。能让这样的人反复出现的社会，注定还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

      富士康希望诉诸法律，竟然被解读为缺乏人性，以势压人。但“大闹天宫”就能解决问题吗？在南方某个标榜民心至上的民粹主义网站，四小时点击数十万，一夜之间横扫互联网，不经过精心策划与运作，能做得到吗？所谓自主发帖赢得民心是一个可爱的谎言，既可表明自己的正义性，又可为网站做宣传，诱使更多的人前来控诉，提升人气。对未经证实的攻击性帖子的置顶做法，将其塑造成了全民上访接收站的角色，也变相孕育了一个需要花费删帖的揭黑产业链。

      闹事，为的是闹出结果。已经有不良媒体散布厂家请求和解却被死者亲属拒绝的消息。这隐约透出要闹出好价钱的玄机。我已经隐约感到，已经有人把磨得尖利的牙齿对准了富士康，但这次他们没准会失望。

      分别心让我们对离自己远的人执掌的企业很容易滋生不满。被污名化妖魔化了的富士康，胸前已经刺有猩红的A字，这个羞耻的标记似乎已经注定——人们对你的玩弄不过是一个惯性消遣，对一个“脏”企业，谁也不会在乎自己踩上去的脚有多重。悲剧的导演在幕后，在闪烁的屏幕后面。

      富士康的敌人在哪里？套用一句时髦的句型：在我们每一个尚未文明的人的心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本文来源：FT中文网 )